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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文學的爭議與決絕

時間:2016-07-26 03:15:52來源:大公網

  圖:書展講座「張愛玲文學的與眾不同之處」全場座無虛席     主辦方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周婉京報道:二○○九年,香港書展期間在文藝廊展出了不少張愛玲生前的手稿、照片等遺物,吸引眾多「張迷」駐足觀看。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書展舉辦講座「張愛玲文學的與眾不同之處」,邀請張愛玲遺產管理人宋以朗與《張愛玲全集》主編止庵分別講述張愛玲其人、其文特點。到場觀眾將近五百人,約一半是本地讀者,一半是內地讀者,亦有少數台灣及海外讀者。

  遺稿《愛憎表》鈎沉

  講座從探討張愛玲傳記開始,宋以朗稱市面上有關張愛玲的書太多,光是傳記一類他家就藏有近百本。每本書對張愛玲去世儀容的描寫都各執一詞。實際上,只有作為遺囑執行人的林式同身臨其境,他曾寫有「身下墊着一床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的情況。許多傳記作家為追求戲劇效果,不惜違背史實,加入個人想像將張愛玲辭世寫成「她穿着一身赭紅色的旗袍」。這種「再創作」讓宋以朗屢屢慨嘆: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至今,他見到最誇張的描寫出自陶方宣的《卸妝.張愛玲》,此書以第一人稱視角描寫了張愛玲死前患上皮膚病,即便如是她依舊要忍痛穿上紅旗袍。

  另一點讓宋以朗不解的是張愛玲身上的爭議性。他認為事情一旦與張愛玲有關,就自然會有人站出來替她說話。前不久舉辦的台北國際書展,曾對外展出四套張愛玲生前戴過的假髮,引發不小爭議。爭執雙方可分作兩派:一派認為這是張愛玲私人物品,展出不符張愛玲初衷;另一派提出,一九九四年張愛玲曾戴假髮拍照,並將照片寄給《中國時報》,由此可證明張愛玲並不反對公開她的假髮。

  宋以朗稱自張愛玲去世,二十一年中他常要面對此類指責。二○○九年,他負責整理的《小團圓》在公開出版後又引發風波。有人以張愛玲信件中提到「《小團圓》小說要銷毀」為由,抨擊宋以朗的做法。宋以朗則在座談上表示,他的出版基於其個人及家庭原因,他從不後悔。而他目前仍在繼續整理張愛玲遺作,最新遺稿《愛憎表》在今年七月的《印刻文學生活誌》上發表,而張愛玲「最後的遺作」有機會在二○一八年與讀者見面。

  論四個「與眾不同」

  止庵則從張愛玲的文學特色入手,提出「我們為什麼要讀張愛玲」的問題。在這裏,與眾不同的「眾」指的是張愛玲同時代的作家群,以及她生前身後的幾代作家群,具體的不同之處集中在四個方面:人物描寫的不同、題材選取的不同、語言系統的不同以及人文關心的不同。止庵分析稱,上世紀四十年代文學創作的意識形態化十分普遍,作家通常敘述具有階級代表性的人物,運用的語言摹本是當時盛行的翻譯文學,力求保持外語原有的句式,產生了一種「翻譯腔」,在茅盾、丁玲、巴金的作品中尤為常見。

  「張愛玲的文學不是從這個(翻譯文學的)『正路』上來,而是從中國古代的白話小說到民國的『鴛鴦蝴蝶派』這個『偏路』上來。現在我們再看張愛玲,發現她走的才是一條『正路』,因為她遵循了中國本來的語言系統,語句順暢,不會有疙疙瘩瘩的描述。」止庵續說,這種語言同張愛玲所處的上海淪陷區背景有關,她是有意識地拒絕左翼文學的影響,這種特性讓其作品擺脫了時代的某些局限,「有些作品死了,有些活着,活着的原因是因為它不會死。」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作品始終關注個人以及個體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止庵分別列舉了《金鎖記》與《傾城之戀》,前者中的曹七巧立足於「財產」,後者中的白流蘇立足於「婚姻」,兩個女人都是要抓住一個安身立命的機會。「立足點隨着張愛玲的創作,變得越來越小。她看待整個人類的觀點融入了自然視角,並以一種十分決絕的心態來寫。到了晚年,她甚至能做到與過去的自己「決絕」,將《金鎖記》改編成了《怨女》。」

  讓宋以朗和止庵難以忘懷的還有「決絕」之心寫出的「兀自燃燒的句子」。他們二人皆提到〈花凋〉中的一句:「她爬在李媽背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在〈花凋〉結尾,少女的病看似有望治愈,張愛玲卻緊接着寫道:「她死在三星期後」。止庵笑嘆,張愛玲夠狠,狠才能寫得出這樣的東西。

  有關香港書展詳情可瀏覽香港貿易發展局官網:www.hkt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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