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這個東西，人只要活着，要吃要睡要玩，須臾不可或缺。窮人如此，富人也是如此，與覺悟高低無關，與信念強弱無涉。然而，錢也確實能夠反映一個人為人處事的立場和態度，成為衡量一個人精神文明的尺度。

　　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曾出現過幾名大師，他們對待錢的做法，可以看出其人格和品質。

　　李小峰是魯迅的弟子，二十一歲時考入北大哲學系。據《魯迅日記》載，李小峰親自或派人拜訪過魯迅一百二十三次，魯迅則訪李小峰八十次，雙方書信往來四百八十封，同桌聚餐三十四次。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北新書局成立，李小峰作為書局的最大股東、北新書局老闆，成為魯迅作品的主要出版商。魯迅除在資金上給予幫助外，還幫北新書局編選、校閱書稿，推薦作品，編輯叢書，關係可謂親密。而最大的支援，是魯迅向其提供了大量書稿佳作。北新書局出版或經銷的魯迅著、譯、編的書籍，達三十九種之多。據學者陳樹萍統計，北新書局再版次數最多的十四種新文學着作中，魯迅就佔了六種，其中《吶喊》再版了二十二次，《彷徨》再版了十五次。《吶喊》第十四版時，印數已達四點三萬冊。魯迅遂成為北新書局的頂樑柱，而李小峰給魯迅的版稅也很慷慨，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當時各書店最高版稅為百分之十五，一般為百分之十二。

　　在魯迅的支持下，北新書局發展很快。可是到了後來，由於某種原因，北新書局卻開始拖欠或不付版稅給魯迅了。到一九二八年八月，累計已達兩萬多元（按陳明遠先生的計算，相當於二○○九年時人民幣一百四十多萬元）。魯迅抱怨北新書局的糊塗與怠慢，給李小峰去信，而李小峰卻不理睬，無奈之下，魯迅決定和北新書局對簿公堂。當魯迅找好律師，李小峰這才重視，他急忙請郁達夫出面幫助調解，先是表示道歉，又寫了按時還款的保證書。

　　因了這件事，魯迅受到不少人譏諷，說他做得有點過分，太計較錢了。其實，魯迅做得完全正確，於法於理，都無懈可擊。難道讓人坑了不吱聲就是好人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一六一頁）也正如陳明遠先生所言：「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林紓是近代著名的文學家和翻譯家，他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旁聽生，受塾師影響，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但林紓閒時不忘苦讀詩書，十三歲至二十歲期間，校閱古籍不下兩千餘卷，讀書不下三、四萬卷。林紓博學強記，能詩，能文，能譯，能畫，堪稱全能型的文壇泰斗。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樂善好施與俠義之風。在他譯作暢銷海內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林紓將大部分錢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向他借錢，林紓便把剛剛賣畫所得的四百元傾囊相授，朋友堅持立下字據離開。不久此友病故，林紓前往弔唁。就在靈前，林紓把借據燒了，並作了祭文。林紓說：「若他與朋友都健在，則有無借據都是一樣；現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來日無多，若死後還有借據存在，難保不使兩家產生糾紛，因此燒掉。」古來夫債妻還、父債子還，被視為天經地義，況且這字據不是偽造，不是欺詐，屬於正當又正義的訴求。而林紓卻義薄雲天，十分看重友誼。畢竟金錢有價，情誼無價。

　　吳宓是中國現代著名西洋文學家、詩人、國學大師。吳宓學貫中西，融通古今，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解放後，吳宓在西南師院任教，為二級教授，月薪二百七十二點五元，屬於高薪階層。他一貫節衣縮食，自奉極廉，但卻古道熱腸，扶貧濟困，經常將工資送給向他求助的學生和同事。然而吳宓有時又「吝嗇」至不近人情。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師向吳宓借了五元錢，言明一周後歸還。但一周過後，那位教師卻沒有來還，吳宓遂找上門去，向他討還欠款。那位教師很不高興，逢人就說：「吳宓是個小器鬼，借他五元錢，還好意思上門來討。」這話傳到吳宓耳朵裏，吳宓解釋說：「我不是為了五元錢，我是在幫助他提高道德修養。借與求是有區別的，求助自然不必歸還，但有借有還，這是做人起碼的道理。某老師講明是向我借錢，但過期不還，我如不向他討回，那就是姑息縱容他的不良行為，我就不對了。」吳宓竟然將別人不還錢的行為，引為自責，真是難能可貴。

　　魯迅以正義為重，林紓以情義為重，吳宓以道義為重，這就是大師們的金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