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雲「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於是鄉下人忙着進城（這一題材仍然活躍在現當代小說中），外地人千方百計地進入首都──大家都想求發展，求幸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不過首都不是一個好呆的地方，中唐前輩詩人顧況對青年白居易說得直率：「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幽閒鼓吹》）這裏物價甚高，住房緊張，人才擁堵，競爭激烈，要想出人頭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談何容易。可是當顧況讀了白居易的詩以後，又對他說，像你這樣的水準，也就不存在居不易的問題了。

　　這就要看本事，看機遇，看精神狀態。

　　首都外來客很難下車伊始就立刻成功，他不免總會有一段既貧且賤、艱難困苦的日子，牢騷一定是免不了的。牢騷不單是一種拚搏的動力，也是詩歌的酵母。首都外來客很容易成為詩人，或者說，詩人總是喜歡會跑到首都來發牢騷。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已是一大先例；而到唐代，這樣的詩尤其層出不窮，以至形成了一個可觀的系列。

　　例如初唐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前面大段文字寫京城的花團錦簇，豪華氣派，達官貴人養尊處優，高高在上，外地窮小子根本比不上他們；最後說，富貴榮華能幾時？還是守着自己的舊書，過君子固窮的日子。

　　話是這麼說，詩人的心其實並不平靜。真是安貧樂道、澹定不動心了，還去管那些寶馬香車、遊絲花鳥作甚？

　　駱賓王的《帝京篇》也是這麼個路數。先用大量的篇幅寫京城的壯觀繁華，而自我安慰的筆墨也大為增加，說是「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為」，又說自己已下決心離開此地：「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回。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懷才不遇，無可奈何，只好拉出司馬相如、揚雄、賈誼等幾個漢代的名人來安慰自己，爭取到一點精神上的勝利。不過駱賓王後來果然幹了一件名聞古今的大事，幫助起兵造反的寫檄文，把武則天痛罵一頓。

　　武則天作為政治家風度極好，她經得起罵，有着非凡的雅量，只是批評宰相「失人」。讓才華突出的人物進入體制之內，在首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利於穩定局面，鞏固統治。在唐朝，士人向上運行的道路算是比較通暢的，當然也不可能人人各得其所，心滿意足。

　　才華固然重要，還得有機遇。詩人杜甫曾經在長安打拚了十年，窮愁潦倒，痛苦之至，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描寫自己的狼狽之態道：「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但杜甫頗有韌性戰鬥精神，他沒有走出長安，最後終於找到一條出路，在中樞直屬部門謀得一個職務；只是很快就爆發了安史之亂，玄宗逃往蜀中，杜甫也不得不離開長安。這是大局發生了巨變，不是杜甫所能左右的了。

　　也有主動走出首都到外地去謀生存求發展的，典型的例子是高適。他也曾豪情滿懷地到長安去謀求發展，沒有成功，卻因為經濟上的原因，自己搬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種地過日子。

　　其《別韋參軍》一詩大約作於開元八、九年，詩人「屈指取公卿」的美夢已成泡影，遂退而躬耕於梁園廢墟，過着貧賤的生活，他得到韋參軍等友人的幫助，對前途仍然充滿了信心。

　　特大城市生活費用總是比較高，於是高適便長期把家安在商丘。他多次外出漫遊，每遊至告一段落，就又回到這個根據地來。唐朝的年輕人固然很想到首都（長安、洛陽）去尋求發展的機會，但他們並不一味當「京漂」，而是進退很自如的。就是本來家在首都的人，也可以到外地去謀求發展，這同現在某些青年人牢牢死守着大城市的取向不大一樣，天下大得很啊。高適後來遠走邊境，寫了許多優秀的邊塞詩，個人價值得到了實現。對於那種一味坐吃父母老本的人，也就是今天並不罕見的所謂「啃老族」，唐代有作為的青年絕對看不上眼。

　　高適這樣健康昂揚的心態，頗令人神往，青年人應當不為一時的得失所牽制，不能一蹶就不振。當然，社會也要為他們留足發展的空間，不同社會層次之間流通的管道比較順暢，正是「盛唐氣象」得以形成的一大原因。

　　首都是好地方，首都以外也還有廣闊的天地。長安洛陽要既能進得去，也要出得來。只要自身硬，在哪裏打鐵都是一條好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