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別人的記憶中看自己，就像站在「時光的鏡子」面前，有點陌生，又似曾相識……\方元
小時候的事，我已記不清了，有時要在老同學的回憶中尋找童年的光影。有位小學同學在她的回憶錄中說我「蹦蹦跳跳」、「頭髮微黃」。去年在香港見到另一位小學同學，她就「含蓄」多了，一見面就說：「嗨，你過去是個小黃毛！」
從別人的記憶中看自己，就像站在「時光的鏡子」面前，有點陌生，又似曾相識，還會看到一些自己過去未注意的東西……
會唱歌的牛
講起小學同學，那要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天津。那時我住在和平區大理道。那是一條悠悠長長的林蔭路，兩旁種?高大的洋槐樹，樹蔭後面有許多漂亮的歐式房子。這一帶過去是「英國租界」，不過那時沒人願意提起那段歷史，所以當時我並不知道那些房子就是「歐式風格」。從我家走到學校要半個小時，一路上路過好幾個同學的家。我順路約上幾個同學，一起去學校。
有一個學期，我被安排與班長牛悅晨同桌。她學習好、紀律好，樣樣都好，因此肩負?幫助落後同學的重任。那些愛在課堂上做「小動作」的同學都有過「被」她同桌的經歷。不過，我對她的好心並不領情，因為我覺得自己挺上進的，即使落後也不至於落後到被班長同桌的地步。而且，坐她的身邊，就像坐在探照燈下面，沒有了遮掩，不能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
有一次上課時，坐在我後排的一個同學不停地用手指頭捅我，非要我為他畫幾張漫畫。我就近取材，把牛悅晨畫成一頭會唱歌的牛。我畫得正起勁，突然聽到旁邊有人噗哧一聲笑，嚇得我趕緊把畫紙藏進書桌，斜眼一看，笑的人竟然是牛悅晨！她既沒有生氣，也沒有向老師告發我。真是謝天謝地！
從那以後，我的膽子就變大了，經常在上課的時候畫畫，看小人書。有一次上語文課時，我又在書桌下偷看課外書。牛悅晨在旁邊小聲提醒我：「別看了！別看了！」我不理睬她。突然那聲音變大、變粗，而且一口濃烈的天津口音：「嗦（說）你吶！嘿，嗦（說）你吶！」我抬頭一看，哇，身材高大的于老師正站在我的身邊，怒目俯視?我！
威嚴的五官
于老師是班主任，方臉盤上排列?威嚴的五官。我作為他的語文課「課代表」，本應認真聽他講課，但我自恃認字多，因此每到老師講生字課時，我就不聽課，偷看課外書。于老師常批評我「驕傲自滿」。雖然我也想改，可就是沒能把「驕傲自滿」與不聽課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因此這個缺點一直未能改正。
我在書桌下偷看課外書時，總以為于老師不會發現。後來我做了教師才知道，學生在下面做小動作時，老師站在講台上一覽無遺、看得很清楚。有時我在看課外書時，于老師會突然叫我站起來，讓我讀黑板上的生字並造句。幸好我每次都能應付過去。現在我回想起來，五官威嚴的于老師其實很寬厚、很細心，也很幽默。他深明教育的真諦，雖然知道我在課堂偷看課外書，但經常網開一面，也從來沒有沒收過我的書。
在「文革」前，于老師是學校的教務處主任。因「文革」時被「打倒」，才調到我們班做班主任。學期末的時候，于老師搞了一個「小將上講台」的教學實驗。據說那是天津市第一個小學試點，所以教育局的領導們專程來課堂觀摩。
于老師平時沒少批評我，但我沒想到的是，他選了我和另一個同學上講台，每人講兩堂課，當了一天的「小老師」。他特地安排我講一堂生字課，並教我如何備課。原來，講生字也有很多學問。唉，後知後覺的我，直到今天才明白于老師當年的良苦用心。
大約半年之後，于老師被調到教育局工作。由於班主任走了，於是我們班的同學被拆散分配到其他幾個班。
風雨中的園丁
講到班主任老師，在於老師之前，還有一位對我的成長影響很大的老師──楊世儒校長。在「文革」中，她被「下放」到我們班當班主任，使我們這些小豆芽有幸得到這位著名教育家的親身栽培。她曾對我講，她最疼我們這班學生，因為我們是她的教育生涯中教的最後一班學生。
第一次見到楊老師是在「文革」前，那時我是一年級的小學生。有一天早晨，全校師生正在大操場上舉行升旗儀式，主席台上的老師興奮地說，楊校長昨天剛從蘇聯考察回來，今早特地趕來看我們。楊老師講話時，因為我站的位置距離主席台很遠，看不清她的面孔，只聽到她的聲音很響亮。
第二次見到她是在「文革」開始之後，那時我剛上二年級。一群校外的中學「紅衛兵」衝到我們小學來批鬥楊老師。他們在她的脖子上掛了一塊大牌子，上面寫?她的名字並打上「×」。瘦弱的楊老師像大浪中的小船，被幾個比她高出一頭的「紅衛兵」粗暴地推推搡搡。那一次我沒敢看她的臉。
第三次就是她來當班主任的時候。這次我看清楚了：她個子不高，瘦瘦的臉龐帶?笑容，一雙明亮的眼睛充滿活力。她講課非常生動，很有感染力。讓我最難忘的一件事是楊老師的一次家訪。那個故事要從算術課的沈老師講起：
有一天放學時，沈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她拿出我的作業本，責問我為何沒完成作業。我這才發現，因為前一晚只顧玩，忘記了做作業，更糟的是，第二天我還糊裏糊塗地交了作業本。沈老師是天津市的一級教師，不單講課講得好，而且對學生既有愛心又負責任。
我沒完成作業，本應承認錯誤，感謝老師的批評。唉，可是我年幼無知，不但不知感恩，反而覺得委屈，認為老師對我不公平。那時候，學校在「文革」中剛剛恢復上課，許多同學都不交作業，有些人甚至不來上課，只有少數人能按時上課及交作業。我認為自己算是一個守規矩的學生，只不過一次沒做作業，老師不應該揪住我不放。
當我把這番想法講出來時，沈老師生氣地質問我：「你不學習，那你來學校幹什麼？」
「我來學習毛澤東思想！」我真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從我嘴裏蹦出來的。霎時，整個辦公室都靜了，其他老師都轉過頭望?沈老師和我。
「那你就不用學算術了嗎？」
「是。」
沈老師看?我，嘆了口氣，慢慢地說：「好吧。那你走吧。以後不用再上我的課了。」
我走出辦公室，心情很沉重，知道自己講了錯話。我只是嘴硬，並非真的不要上算術課。好在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不用上課。但星期一上學時該怎麼辦？我一頭茫然。
星期日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門。開門一看，是班主任楊老師。我馬上猜到她是因為沈老師的事而來，感到大難臨頭。因為我父親對我很嚴厲，所以我很擔心他知道此事後會重重懲罰我。我記不得楊老師對我父母怎麼談起我的事，只記得他們談得很愉快，而且談得很晚。我也沒有受到父母及楊老師的任何訓斥。楊老師離開時，笑瞇瞇地囑咐我星期一要上算術課。
「文革」時，教育制度受到嚴重的破壞，老師們被扣上「臭老九」的黑帽子。隨時會有些中學的「紅衛兵」闖到我們小學打老師，批鬥老師。在那個把知識看作是「反動」的年代，許多老師都不敢管學生。就是在那種恐怖的環境下，楊老師不顧自己的惡劣處境，前來家訪，勉勵學生讀書，那需要何等的勇氣、何等的愛心啊！
那時我只是一個小學生，是非觀念很不成熟，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很容易走上歪路。正當我走到岔路口上的時候，楊老師、沈老師及時把我拉回到正路。從那之後，我再沒有忘記做作業，而且我的算術課成績一直很好。
中國就是靠許多這樣的園丁，他們辛勤耕耘，在風雨中守護?幼苗，才沒有讓大地變成雜草叢生的荒野。正因為有這些正直、善良、勇敢的老師，他們點亮了我們幼小的心靈，才使我們的「文革」記憶沒有被恐懼的黑夜吞沒。
楊老師教了我們一兩個學期，就被調到教育局工作，離開了小學。後來再次見到她是在那次「小將上講台」的時候，她作為教育局的領導回來觀摩教學，坐在教室的後排聽我講課。十幾年後，楊老師見到我時，還記得我那次講課中的一些細節和趣事。
「文革」結束後，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我從工廠考上大學。我和幾個同時考上大學的小學老同學一起去向楊老師報喜。我問楊老師是否知道沈老師家的地址，我要去看看她，謝謝她，並為我當年講的那句話向她道歉。楊老師遺憾地告訴我，沈老師剛剛在一年前的地震中不幸過世了……
雖然沈老師未能親眼見到我們上大學，但我覺得她早已預見到今天，因而才告誡我們不要放棄學習。
人生像一條路
我們這班同學因為班級被拆散而未能一起畢業，大家相處的時間不過四五年，但不知什麼原因讓大家這麼眷念舊情，在分散了幾十年之後，尋尋覓覓又聚在一起。也許，我們需要在「時光的鏡子」中找回自己純真的年代吧。
「文革」與改革開放是兩個變遷的年代。老同學們的住址也在變遷，許多人都搬了家，有一些人去其他城市居住、工作，還有一些人出國留學、移民……大家逐漸失去了聯繫。我離開天津也幾十年了，童年的記憶就像老照片上的顏色，變得越來越淡漠。
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記憶的盒子可能會繼續封存?。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從英國來香港工作。我一到香港，我母親就問：「你記得陳愉嗎？」
陳愉是我小學同學，她的母親俞老師是一位優秀的小學校長。我母親擔任新華社記者時採訪過她，寫了一篇關於俞老師學校的文章，還上了《人民日報》教育版的頭條。我經常聽我母親講起俞校長如何把一所普通學校打造成市級的重點校。我弟弟和我女兒都曾在俞校長的學校讀書，但我就一直不知道她是陳愉的母親。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父母來香港工作。九十年代初，陳愉也來香港工作。有一次她來看望我父母，在一本相冊中認出了我，才點破了這層窗戶紙。我們兩個天津的小學同學，隔?一層窗戶紙兜了一大圈，三十年後竟在香港又見面。
剛到香港時，我在炮台山附近租了一套單元房。雖說是「兩房兩廳」，但其實小得像個樹洞，比我在英國和天津的住房小了一半，租金卻是英國的三倍。我請陳愉來我的「樹洞」作過客，她是第一個來我香港家做客的人。大概她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小、像是「過家家」的「玩具屋」吧。哈哈，那是香港中產階級「蝸居」生活的真實寫照。
我在香港第二個見到的老同學是趙明。確切地說，我們是「碰見」。那是在灣仔的軒尼詩道，我正過「斑馬線」，走到馬路中央時，迎面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怎麼也想不到會在香港的馬路中央遇到移民去了澳洲的天津老同學趙明！
第三個是岳雲。我們碰到但沒見?。那次是在中環的皇后大道，我看到一個高個女士鶴立雞群似地隨?一群人走過來。那隻「鶴」不是岳雲嗎？她走得像飛一樣，瞬間與我擦身而過。我愣了一下，趕緊對?她的後背大喊一聲：「岳雲！」滿街的人都回頭看我，唯獨岳雲沒回頭。
人生就像一條路，不知在路上會遇到誰或錯過誰，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巧合。事隔十年之後，岳雲與我才在一次老同學的聚會中再次見面。後來，我見到越來越多的小學老同學，有的從美國、澳洲來，有的從北京、天津來，有的在香港工作或定居。他們把我那些封存?童年記憶的盒子一一打開。每見到一個老友，都會聽到一個曲折、感人的勵志故事。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壞的年代，也趕上了好的年代。倘若寫出來，那將是一部精彩的長篇小說。
‧方元，香港作家、建築師，著有《一別鍾情》、《一樓兩制》等建築藝術評論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