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潭過東海，用乾巽使到十貳更時，使半轉回乾巽巳亥，約有十五更……」

　　「從瓊海潭門港去西沙群島，航行指針使用單針（乾巽），行駛一百二十海里，行駛到一半的航行針向轉為縫針（乾巽和巳亥的中間線），大概航行一百五十海里。」

　　若不是翻譯成現代漢語，今人已不能理解如同天書一般的文字。這些文字載於《更路簿》上，是中國海南漁民千百年來闖蕩南海的指南書。

　　在沒有精確的航海圖示和衛星定位系統的久遠年代，凡前往南海作業的中國漁船都必備兩樣東西：一是羅盤；二是《更路簿》。羅盤確定航行方向；《更路簿》即是海南漁民在開發和經營西、南、中沙群島的歷史見證，由漁民用海南方言寫成，利用文字和地圖的方式描繪出由海南島至西、南、中沙等各島礁的航海手冊。

　　《更路簿》最早於元代出現，後在明代流傳推廣，盛行於明末、清代和民國時期，記錄了南海海域的一百多處地名和重要的海洋資訊，包括航行方向、時間、距離，途中島嶼、暗礁，海域的海流速度、天氣變化等重要規律。現被發現的《更路簿》有十餘個版本的抄本。漁民們依據物品形象賦予島礁富有特色的俗名，把環礁稱為「筐」，把安達礁稱為「銀餅」，把仙賓礁稱為「魚鱗」，把司令礁稱為「目鏡鏟」，漁民共命名南海島礁一百三十六個，其中東沙群島一個，西沙群島三十八個，南沙群島九十七個。

　　在帆船時代，每位掌舵的老船長人手一本《更路簿》。三圈、貓注、黃山馬峙、鳥仔峙、羅孔……地圖上一個個島礁就是航海的坐標點。八十九歲的潭門老船長盧業發說，每年立冬之後，當南海上空颳起西北風，潭門漁民就借?風力出海在西、南、中沙的廣闊海域作業。《更路簿》一「更」為十海里，船長用羅盤按照記載的角度方位，讓羅盤所對應的角度對準子午線，讓船按此角度行駛，到達島礁後再更換行船方向行駛到下一個島礁。如此連接下去，整個南海就順利地繞一個圈。

　　在潭門漁民彭正楷抄本《更路簿》中，記載了十七條西沙捕魚線路、二百多條南沙捕魚線路、二十九條從南沙返回海南島的航線、七個海上交通樞紐和漁業生產中心。這些線路和生產中心，就是海南漁民經過千百年探索，逐步固定下來的「最佳路線」。

　　一九五七年，二十二歲的蘇承芬從父親手中接過《更路簿》和羅盤，成為一名掌舵的船長。隨?衛星導航系統、航海地圖和天氣預報體系整體裝備了漁船，《更路簿》逐漸淡出，「但現在漁船從西沙群島三塘（蓬勃礁）到白峙仔（磐石嶼），再到南沙群島雙峙（雙子礁），還是在走《更路簿》上記載的線路。」蘇承芬說，漁民骨子裏都有樸素的維護國家主權意識。每次出海停靠島礁，蘇承芬便找一小塊木板，用炭塊寫上「中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插在島上。

　　「現存的十幾本《更路簿》已經能夠充分反映，南海漁民的足跡遍布海南島沿岸、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等海域，幾乎覆蓋了整個南海。」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說，從這些線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經成為中國漁民的傳統漁場，而這些作業痕跡更能作為海南漁民經營和開發南海的確鑿證據。

　　如今，老一輩航海人不斷故去，加之隨?科技發展，《更路簿》的保護工作迫在眉睫。

　　二○一六年海南大學法學院啟動「海南《更路簿》搶救性發掘、整理和研究」專案，原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高之國擔任組長。專案組成員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對數十位《更路簿》傳承人及研究者進行了採訪，並對現存於世的《更路簿》進行了廣泛收集和資料採集。

　　三沙市與國家文物局現合作建設海下考古中心，未來將對《更路簿》進行多媒體製作處理，並以三維立體化的方式加以展示和呈現，讓更多人可以深刻感受到古代先民的航海歷史。該市擬將《更路簿》作為該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加以重點搜集和保護。

　　海南省社科院研究員趙康太說，隨?《更路簿》研究的不斷深入，不同學科的專家可從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地質學、水文學、氣象學等學科開展全方位研究，從而在南海航運史、南海捕撈史、南海經略史、南海開發史、南海文化史等領域得到拓展，一門新興的學科─《更路簿》學或將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