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聚星樓是香港現存唯一磚塔，原為五層，現存三層
參訪香港文物古蹟，體會最深的，莫過於新界元朗屏山文物徑，還有錦田吉慶圍、沙田曾大屋（山下圍）等等。活?的歷史顯示：所謂香港原本“不毛之地”，並非歷史事實；面對歷史，近年來有人執著的所謂“本土論述”，更顯得蒼白無力！
新界科名鼎盛媲美江南
屏山是新界“五大望族”鄧、彭、侯、文、廖之中，鄧氏之一支的世代居住地。明清時期直至香港開埠之後，新界一帶人文鼎盛、人才輩出。屏山鄧氏一族單是在清代，就出了五位舉人、八位貢生（經考試薦入北京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生員，即“太學生”）。據本港歷史學者蕭國建《香港的歷史與文物》統計，屏山附近的粉嶺龍躍頭鄧氏，清代出武舉人一位、貢生十四位；廈村鄉鄧氏，清代出舉人兩位、貢生三位，晚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出進士一位。新田鄉文氏，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出進士一位。這些進士之中，還有被拔入翰林院深造的翰林。那是當時天下讀書人精英中的“翹楚”！在這方圓不過幾十公里的地方，湧現出如此眾多的時代精英，足見新界科名之鼎盛，直可媲美一向繁華、有“天下文樞”之譽的“江南”─即江浙一帶。由此也可以說明當時這一帶經濟之發達、民生之富庶。這些古蹟及其承載的歷史資訊顯示，所謂香港原本“不毛之地”之說，並非歷史事實。
屏山文物徑上“鄧氏宗祠”和“愈喬二公祠”裏都有一方功名匾，上書：“欽點：同治十年辛未科翰林院庶吉士。臣鄧蓉鏡恭承”。鄧蓉鏡來自東莞莞城。可見跨今莞、深、港三地的鄧氏一族人才輩出。“庶吉士”，是翰林官員。“欽點”是民間、特別是廣式說法，大抵來自清代官話“欽定”。清代皇帝以國家最高立法者身份發布公文時，用“欽定”的名義，例如《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律例》；以皇帝個人身份發表文章時，用“御製”，例如各位皇帝的“御製詩文集”。皇帝親自揀選新進士入翰林院，官文書中一般不用“欽點”一詞。至於近年來本港經常出現的所謂“欽點”，則更無出處，從辭源上看不倫不類。
按家族世代傳說，屏山鄧氏祖先，是商代封侯於南陽的鄧曼，其後裔有一支遷於江西吉水。北宋崇寧年間（一一○二至一一○六年），吉水鄧符協中進士後，任職廣東陽春縣令，遂遷居東莞岑田村。他是新界所有鄧氏宗族的共同祖先。宋、元之間，鄧符協的曾孫之一鄧元禎，由岑田再遷新界屏山。鄧氏宗祠神龕兩旁對聯中“吉水流芳”、“屏山毓秀”，即追溯這段歷史淵源。鄧元禎之遷居屏山，令人想到南宋最末兩位皇帝─年幼的端宗趙罡及其繼承人帝昺（趙昺），在元兵南下、崖山海戰失利後，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際，帝昺由忠臣陸秀夫背負?，蹈海自盡，在九龍原啟德機場旁留下“宋王臺”。他是因任職廣東而南下的士大夫。現存元朗新田大夫第的創始人、同治進士文頌鑾，則是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後裔。由此可知，新界“五大氏族”之稱名，不單單是因為他們富貴，也是因為中原文化在他們身上薪火相傳、發揚光大，而光耀嶺表。
風水布局依足祖籍“江西派”
在筆者看來，屏山鄧氏有濃厚的中原文化情結，屏山文物徑古建築布局，依足了古代風水兩大流派之一、鄧氏祖籍的“江西派”“形勢宗”理念。
長約一公里的屏山文物徑，蜿蜒曲折，將坑尾村、坑頭村和上璋圍等居民村落連接起來。漫步鄉間小路，但見空地上，蒲草紛披，樹木扶疏，耳邊鳥鳴蟬唱。遠處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雖改變了圍村周邊環境，但仍可約略想見當年在村落與村落之間，應是?綠的水田；屋舍與屋舍之間，或許是菜地散落。歷史上，屏山有三圍六村：上璋圍、橋頭圍、灰沙圍和坑頭村、坑尾村、塘坊村、新村、洪屋村、新起村，居民大多數為鄧氏族人。文物徑現存古蹟，如聚星樓、社壇、古井、楊侯古廟、覲廷書室、鄧氏宗祠、愈喬二公祠、聖軒公家塾、述卿書室、五桂堂、燕翼堂、清暑軒、洪聖宮等等，也基本是鄧氏祖產；另外還有回歸後在屏山嶺頭“蟹山”上，就原港英時代屏山警署改建的“屏山鄧族文物館”。
當地鄉民有傳說，屏山在風水上屬“蟹局”，以屏山嶺為元格，左右山巒為輔，呈毛蟹狀。遠望琴台朝山，以青山為旗、雞柏嶺為鼓，前置巨塘，左邊有龍尾坑蜿蜒而至，向右直流至后海灣。並認為這個風水使屏山鄧氏地靈人傑，人才輩出。在筆者看來，屏山現存古建築布局確立於明清，此地風水格局完全是依據明清佔統治地位的“江西派”風水理論─“形勢宗”規劃設計。
中國古代建築中的“風水”理論，其實相當於如今環境科學與天文學、地理學、水利科學及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經濟學等，在古代建築實踐中的綜合運用。其最主要內容包括風和水，故稱“風水”。這種理論起源很早，比如戰國《管子》、《周禮．考工記》。在魏晉南北朝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至唐末，楊筠松、卜則巍在江西形成“形勢宗”；北宋王伋在八宅風水理論基礎上創立了“理氣宗”，又稱“閩派”。“形勢宗”注重山川形勢等具象、硬環境的選擇，以求天地人合一；“理氣宗”注重陰陽五行、干支生肖、四時、八卦等意象、軟環境的選擇，以求天地人合一。兩派本來旗鼓相當，但“理氣宗”主持北宋帝陵選址，因為北宋皇家運氣每況愈下直至國破家亡，“理氣宗”因而聲名受損。元、明、清皇帝在陽宅皇城、陰宅帝陵選址過程中，都是以“形勢宗”風水師為主；而以“理氣宗”為輔，在討論方案時，充當提出反對意見的“反方”角色。屏山鄧氏當年在村落選址、布局、經營位置上，顯然採以祖籍江西派“形勢宗”為依據。
保存完整的古村社範本
先說“水”，這是居住環境第一要素。三圍六村應以後靠山屏山（俗稱“蟹山”）發源的水泉為脈絡，此即風水上所謂“龍脈”。至今保存完好的古井，應是在這條甘泉上開鑿的，曾是坑頭村、上璋圍兩村居民兩百多年飲水來源。這正如北京王府井的古井。村西北的“聚星樓”，位於這條水脈上游，性質相當於“風水塔”。“風水塔”的作用有二：一為鎮壓，當地資料介紹，此地西臨后海灣，西方開敞無遮罩，風水格局缺白虎沙山，建塔本身是“擋北煞”；二為護佑加持，塔上供奉魁星即“文曲星”，“魁星點狀元”，祈求家族科名鼎盛、金榜高中。“聚星樓”是香港現存唯一磚塔，原為五層，現存三層，高十三米，平面呈六角形。現存“若虛書室”的門聯：“門環碧水觀龍躍，地枕屏山聽鹿鳴”，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當地風水格局。“鹿鳴”出自《詩經．小雅．鹿鳴》，表示天子求賢若渴。
再說“風”，它是由山川形勢形成的。放眼嶺南較大環境的地理形勢，古人普遍以風水上“南龍”之一部分廣東的南嶺為“後龍”；在香港地區，以九龍山脈為南嶺餘脈，為“祖山”；屏山鄧氏則以屏山為祖山的延續，作為“後靠山”。其形勢大約類似北京紫禁城，以京西北太行山與燕山交匯處為“後龍”，以玉泉山為“祖山”，以景山萬歲山為“後靠山”。三圍六村東側高地為“左青龍”；因西臨后海灣而缺乏“右白虎”，則以“風水塔”補救。而且青龍旺、白虎弱，正有利於文運昌盛。
遠處面對的琴台為“朝山”。如此，基本完美的風水格局俱備。這幅風水寶地中心“明堂”穴位，正是“鄧氏宗祠”，附近則是“愈喬二公祠”。
據族譜記載，“鄧氏宗祠”於七百年前南宋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年）五世鄧馮遜始建，現存建築為明嘉靖三十九年（一五五○年）重建，清康熙初年重修，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大修，是香港現存最大祠堂。宗祠大門有青石條大門框，嶺南建築“三進兩院式”，門庭高大，廳堂軒昂。門前有若干“旗桿石”，是鄧氏子弟中舉後國家頒給的旌表。特別之處，一是大門沒有門檻。族人介紹，這是因為鄧氏先人在朝中做官，乘坐轎車，故不設門檻，以便轎車通行。二是宗祠後堂還供奉?孔夫子神位，反映了該宗族詩禮傳家。“愈喬二公祠”奉祀鄧世賢（號愈聖）、鄧世昭（號喬林）兩兄弟，於十六世紀初的明中葉興建，清光緒年間大修，也是三進兩院，結構、規模與宗祠相若，而精美過之。建築牆體都是磨磚對縫，青石板鋪地。青石板鑿磨得規範平整，拼接得嚴絲合縫。反映了當時屏山鄧氏家族財力雄厚，與內地發達地區高門望族完全相同。這兩座祠堂及其他高門大宅，都是典範的廣府大屋，為香港同類建築中佼佼者。
鄧氏先人到此意猶未盡，依據《周禮》“左祖右社”之制，在祖廟西立社壇即“土地廟”。社主居左，從京城到府、縣莫不如此，比如北京社稷壇居天安門以西。不同的是，屏山文物徑更富嶺南民間氣息。宋代詩人陸游《遊山西村》詩說：“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詩情畫意，宛然目前。“屏山鄧族文物館”展示了不少歷史與民風習俗文物，筆者也聽說諸如“屏山盆菜”等風土食物。但筆者更感興趣的是，透過古建築及內、外簷懸掛?的匾聯，感受到的當年此間社會精英、文人士大夫濃厚的家國情懷。
身陷租界，心繫祖國
文物徑上有一座“楊侯古廟”，祭祀的是南宋末年追隨兩位幼主─端宗趙罡和帝昺的楊亮節。他是死時年僅九歲的端宗的舅舅，隨扈前後兩位小皇帝，顛沛流離來到如今香港境內，曾到過大嶼山、九龍城等處。屏山鄧氏族人敬奉這位志士仁人，特別是在一八九八年當地被英國人“租借”之後，寄寓了沉痛的家國之思。
文物徑最重要建築“鄧氏宗祠”裏，懸掛的“歲魁”匾，上書：“欽命廣東提學使司提學使沈曾桐為：歲魁─宣統二年庚戌一名歲貢生鄧翹嶽立。”查《廣州府新安縣廈村鄉鄧翹嶽宣統庚戌年禮部貢卷》等史料，鄧翹嶽是今香港元朗廈村鄉人，這說明廈村鄉鄧氏是屏山鄧氏的支脈，以屏山“鄧氏宗祠”為宗。貢生，是各省府學經過考試選拔，貢獻給國家最高學府太學的生員。鄧翹嶽在廣東省是年選拔考試中取得第一名好成績，朝廷派駐廣東的提學使沈曾桐特題匾表彰。沈曾桐是“碩學通儒”及大書法家沈曾植的弟弟，任內發起創立了“廣東圖書館”，此即後來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前身。此時已是英國“接管”新界第十二年，九龍被迫“割讓”五十二年後，香港島被迫“割讓”六十八年後。不論今天如何評價我國封建時代的學校制度，官辦學校、科舉考試，無疑是當時讀書人的“人間正道”。以鄧氏子弟為代表的新界讀書人，是當時香港社會精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他們即使在國土被“租借”、被“割讓”之後，也不向殖民主義者低頭；以身為中華民族為榮，以中華文化自豪，而決不“歸化”侵略者。身陷租界，心繫祖國。有如聞一多《七子之歌》吟唱的：“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即此風骨，就堪稱“先賢”，就值得我們後人致敬！
新界居民是香港比較資深的“原居民”了，但從根本上看，也還是“移民”。比較近幾十年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他們可謂“老移民”。面對歷史事實，近年來有人執著的所謂“本土論述”，又是多麼蒼白無力。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