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任教清華之初的陳岱孫，攝於一九二○年代末/網絡圖片

　　我雖一直關注清華校史，但不研究經濟，正所謂「隔行如隔山」，對當年的清華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陳岱孫先生的事跡僅聞其名，不知其詳。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拿起《孤帆遠影：陳岱孫與清華大學》翻看，不料竟放不下，連着兩天讀至深夜，把這本近四百頁的書讀完了。思想家、學問家的傳記要寫好並不容易，坊間有些「傳記」，不是「增肥版」的傳主年譜，就是「切割版」的傳主全集，或拾人牙慧的「軼聞彙編」。真能貫徹「知人論世」的史家精神，把傳主之思想、生平與其所處時代貫通起來敘述，文筆又生動充滿感情的可謂鳳毛麟角，《孤帆遠影》則是其中之一。/尼 三

　　一九○○年，北京發生「庚子事變」，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亡西安。李鴻章與「八國聯軍」談判的結果是簽署了《關於賠償1900年動亂的最後協定》，史稱《辛丑合約》。條約要求中國賠付各國戰爭賠款本金四億五千萬兩，約三億三千萬美元，分三十九年還清，史稱「庚款」。後來美國宣布將「庚款」用於辦學，清政府接受美國的提議，建立一所留美預備學校，派遣「質地聰明，性格純正，身體強壯，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以及完成預備課程的畢業生赴美留學。這所學校最初叫遊美肄業館（一九○九年），後改稱清華學堂（一九一一年）、清華學校（一九一二年），也就是後來的清華大學。也就是在庚子年，陳岱孫出生於福建省閩縣南台島。十八年後，陳岱孫考入清華學校，兩年後完成預備課程，獲得官費留美資格出洋留學，回國後從一九二七年在清華任教直至一九五二年。陳岱孫的人生中前後共有二十七年在清華，清華校史也無法迴避陳岱孫這個名字，陳岱孫與清華大學「互文」般的呈現了一種文化精神。

　　悉心付出 行勝於言

　　一個人、一所學校和一種精神，我以為這就是《孤帆遠影》全書的內在脈絡，也是它吸引讀者不忍釋卷的最重要原因。全書編排上也體現了這一點，雖然作者的敘述以時間為線，但在內容上把清華校史與陳岱孫的人生交織在一起。作者指出，一九二八年清華學校完成改辦大學，是一次脫胎換骨的變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羅家倫被任命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九月二十一日，他找到陳岱孫，要他當經濟系主任。十一月二日，陳岱孫被教授會推選為評議員。一九二九年起，陳岱孫又擔任了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

　　「教授會」是當時清華的最高權力機關，具體校務運行則在評議會和校務會議。正是依賴於這一支由教授組成的力量，清華在動盪的時局中有了主心骨，得以渡過各種激流險灘。譬如，羅家倫離開清華後，將近一年沒校長。一九三○年六月，控制北平的閻錫山給清華派來一位新校長，沒想到剛到校門口就被學生給趕走了。當天，清華以校務會議的名義給閻錫山發去電報，「措辭軟中帶硬，大意是我們這裏一切都好，就不勞您老多費心了。」兩天後，教授會發布宣言，布告天下，表示自羅校長辭職後，「校務由教務長、秘書長及各院長組成之校務會議維持，所有計劃照常進行，學生畢業絲毫未受影響。」這其中當然離不開陳岱孫的付出，更重要的是以陳岱孫為代表的教授們對清華這一體制的維護。

　　陳岱孫對清華校務的貢獻還在抗戰時的「南渡」和戰後的「接收」。《孤帆遠影》在此花費了較多筆墨，讓讀者更深刻地看到陳岱孫學問與事功兼修的人生。

　　陳岱孫曾這樣說：「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就宣告了我青年時代的終結。」作為教育部任命的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三十七歲的陳岱孫於一九三七年八月抵達長沙，為臨大選址。九月六日，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常委會召開，決定設立圖書及理工設備兩個設計委員會，陳岱孫是圖書設計委員會的召集人。後來，他又擔任了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同時還是經濟學系的教授會主席。隨着西南聯大教學工作逐漸展開，陳岱孫作為清華大學的教授，擔任法學院院長、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所長、留美公費生考選委員會委員；作為西南聯大的教授，又陸續兼任商學系主任、一年級學生課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還代表聯大參加西南經濟調查合作委員會並擔任召集人。今人都仰望西南聯大的學術成就和學人風骨，對聯大機構運轉之詳情則關注不多，從《孤帆遠影》中或可窺見一斑。陳岱孫為何被委以這許多校務，本書似沒有深入分析，不失為一個遺憾。我想，這可能與陳岱孫一直單身，較少家庭之累有關，更重要的則是他令人信任和信服的辦事能力。

　　親力親為 重建校園

　　這一點，看陳岱孫作為「接收大員」重建清華園就可明瞭。抗戰期間，美麗的清華園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被糟蹋得滿目瘡痍、毫無生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清華大學第五十八次校務會議通過決議，成立（北平）校產保管委員會，陳岱孫任主席。當時有「接收」即「劫收」之說，國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員中飽私囊的比比皆是。陳岱孫卻是一個例外。作為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的「國立清華大學接收委員」，他手握「國立清華大學接收委員辦事處」關防，權力很大，但毫無私心，殫精竭慮只為恢復清華園之舊觀，昔日校中職員、工友凡有來歸者，無論老少，陳岱孫都給安排工作，恢復原職。當時，日軍已成喪家之犬，「國軍」卻以各種名義進駐清華園，對校方接管整頓造成妨礙。陳岱孫和梅貽琦百般呼籲，費盡周折，才把他們「請」走。戰後重建之中的北平，百廢待興，工料極為昂貴，好在法幣在收復區的貶值速度稍慢，陳岱孫作為經濟學家，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一九四六年新年一過，他就開始招標、備料，氣溫一解凍就全面開工。每收到一筆梅貽琦從教育部催來的撥款，陳岱孫立刻安排兌換成黃金或美元以求保值，待有需要支出時再兌回來。他隨身帶一個小本子，上面除了帳目還有當日外匯牌價。陳岱孫一周工作七天，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圖書館大閱覽室的六百多張座椅，被日寇毀壞得只剩一把，陳岱孫如獲至寶，當即指揮木工照樣打造。他還要求同事有空就去逛城內外各處舊貨市場，看看有沒有被日寇盜賣之物，一旦發現，悉數購回，物歸原處。在陳岱孫的努力下，經歷八年浩劫的清華園終於基本恢復了校園氣象。看到一切安排就緒的潘光旦由衷感嘆：「九年噩夢，已成雲煙，今日歸來，恍若離家未久，一切如故。」

　　近乎執拗的愛國主義

　　陳岱孫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在財政學、經濟學說史等學科史上，他都是當之無愧的奠基者。不過，《孤帆遠影》沒有長篇累牘地複述或介紹陳岱孫的經濟學思想，相反，作者着重描寫陳岱孫治學生涯反映出的民族情懷，這不但讓本書避免了專業、枯燥的經濟學理論之堆砌，而且把全書主旨引向了更高遠的境界。

　　陳岱孫自己說，他的身上有一種「近乎狂熱、執拗的愛國主義思想。」我想，這或許是中華民族近代備受欺凌造成的心理反彈。陳岱孫讀中學時，已見識過洋人趾高氣揚的做派，以及他們對中下層華人的輕視。一九一八年他在上海參加完清華學校高等科插班考試，來到外灘散步，在公共花園門口，「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寫着『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幾個大字」，陳岱孫「陡然地止步了，瞪着這牌子，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在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過氣來，我不知道。」這讓他審視報考清華這一決定。這所學校是用庚款建立的，如果順利的話，他將要靠這賠款出洋讀書。作者總結道：「吾土吾民，何以報之？奇恥大辱，何以雪之？像這樣的問題不僅縈繞在陳岱孫一人的心頭，這更是清華與生俱來的問題，每個清華人都必須面對。」

　　後來，陳岱孫留學回國，沿途參觀了印度、錫蘭、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學校，多次聽到教師用本地語夾雜英文講授，感到十分刺耳。而他到清華任教前，又聽說當時清華教師講課時常中英文夾雜並用，唯有社會學系陳達教授在課堂上絕對用中文表達。這又勾起了他沉澱在心中的往事，下定決心，從第一天上課起，就純粹用中文講，原文只在必要時才寫在黑板上當作註解。要知道，陳岱孫出身外交世家，外祖父和舅舅都做過駐外使節，從小讀的是教會學校，又在美國留學多年，他的專業知識基本上都是以英文的形式固化在腦中的，現在卻要做一次整體轉化，而且財政學也好，經濟學說史也罷，都屬於外來的學科，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沒什麼人研究，陳岱孫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但我仍認為在中國學校的講壇上，除了外文課或外籍客座教師授課外，一個中國教師用純粹的國語來講授應該是一個原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養成的慣習必須予以痛絕。我從到清華教書起，在幾十年的教書的生涯中，這是一條自律的原則。」除了講課，他還着手編寫中文教科書。「我深深感覺到大學中一個待決的問題是教材。我們許多學科─例如經濟學系─的課程因襲者都是西方國家的名稱和內容，我們自編的各科教科書都幾全付闕如，更說不上可供進一步學習、參考的專着了。」尤其是清華因為外文基礎較強，索性直接用外文教科書。這些都令陳岱孫感到不滿和不安。

　　我以為，《孤帆遠影》指出此節是極有意義的。回顧近代學林，在堅持中文授課這個問題上，陳岱孫並非一個人在戰鬥。除了前文說過的陳達之外，執教於燕京的社會學家吳文藻也是如此，還鮮明地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口號。理工科領域也不例外，任教於清華的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的「機械原理」一直全中文授課，環境工程學家陶葆楷也用中文講課和編寫教材，他於一九三五年編寫的《給水工程》是中國這一領域最早的教科書。反觀今天，中國已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地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心態也隨之發生變化，文化自信日漸高昂，人們大多能以平和地看待英文授課和英文教材。但是，這並不能否認「陳岱孫們」在當年語境下做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這是將自身所學有效地施展於祖國，更是為現代中國建設學術的根基。用今天的話來說，大概就是構建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吧，而這個任務，正有待今人接着「陳岱孫們」繼續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