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揚州高旻寺。江甯織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和蘇州織造李煦等為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迎駕，在揚州運河重要碼頭茱萸灣，建造高旻寺行宮
元世祖忽必烈的大臣張留孫，概括京杭大運河的作用說：「漕為國本」。唐宋以來的大運河，作為中國東部發達地區南北大動脈，在連通南方經濟與北方政治軍事兩個中心同時，帶動了沿線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了沿河城市的形成和繁榮。京杭大運河還承載着南北東西文化交流和傳播，在沿河地區形成一個個區域文化中心，除兩端北京、杭州外，還有天津、滄州、德州、聊城、濟甯、棗莊、洛陽、開封、安陽、新鄉、商丘、淮北、宿州、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等，都是歷史文化名城。其中長期擔當南北東西交通中樞的揚州城，至清康、雍、乾、嘉發展到頂峰，經濟繁榮、居民富裕同時帶來文化大繁榮，湧現出知名畫家一百五十多位，富有創新精神的「揚州八怪」聞名一時。其興衰演變，對近代以來長期擔當中西交通紐帶的香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保持繁榮發展，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揚州地處江蘇中部，東臨東海，南臨長江，北達淮河，京杭大運河縱貫其間，其瓜洲古渡，是大運河與長江航運的中轉樞紐。地緣優勢使其成為商貿都會，也是最典型的隨漕運興衰的城市。「揚州」之名，源自我國第一部經濟地理着作《尚書．禹貢》：「淮海維揚州」，「州界多水，水揚波。」今揚州市區附近當時地名叫「邗」，春秋末年周敬王三十四至三十六年（公元前四八六至四八四年），吳王夫差為北上伐齊（今山東及蘇北一帶），在距齊國較近的長江以北築「邗城」作據點，並開挖「邗溝」，引長江、淮河水入邗溝。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北至末口入淮。」可見邗城就是為了邗溝漕運而設。後來戰國七雄之一的楚國佔領邗城，改稱「廣陵」，直到西漢建立，這一帶還很落後。漢高祖劉邦封侄子劉濞為吳王，都城廣陵。劉濞大力發展當地煉銅和海水煮鹽，開挖運鹽河。揚州進入歷史上第一個繁華時期。
可以肯定的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裏已經是神仙福地了。南朝梁殷芸《小說》卷六：「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這四人一起暢談心願。一位喜歡升官，說希望當揚州刺史（市長）；一位喜歡發財，說希望獲利百倍；一位希望得道成仙，說希望像東漢魏伯陽升仙那樣，騎鶴升天；第四位囊括升官、發財和得道成仙各項好處，說自己的心願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可知當時最繁華的地方是揚州。這與一九八○年代內地人對香港的想像何其相似！
分裂時衰落，統一中獲益
三國（二二○至二八○年）、魏晉時期，連年戰亂，國家南北分裂，漕運地位下降，揚州的繁華也隨之衰落。但此地是北方曹魏南下滅吳的水陸交通要道。《三國志．魏書》記載，魏文帝曹丕黃初六年（二二五年）冬十月，曹丕統帥十萬大軍沿運河南下到達廣陵故城，在長江上閱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可惜這一年入冬早，而且天氣特別寒冷，運河水淺，舟船凍在運河裏無法開進長江，曹丕只好罷兵（「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但正因為北方戰亂，東晉、南北朝時期（三一七至五八九年），出現了歷史上首次中原漢族士大夫大舉南遷，史稱「衣冠南渡」。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經濟社會一向領先的中原地區的富貴階層、知識分子，為逃避戰亂，遷移到長江以南今江浙一帶。於是迅速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起飛、文化繁榮，成為當時舉世聞名的「魚米之鄉」，南京、杭州、紹興等成為江南名邑。這情形與抗戰時期，內地文化名人避難香港，有幾分相似。當時還以北方原籍地名來稱呼僑居地，當時的揚州就用北方山東境內的兗州，稱為「南兗州」。江南的發展繁榮，實際上已經為揚州繼兩漢之後再度輝煌，做足了準備。
終於，公元五八九年隋朝實現國家統一，拉開歷史上大唐盛世的序幕。隋文帝楊堅在此設立江都「總管府」，並於開皇十年（五九○年），任命兒子楊廣為「總管」（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一）。楊廣在此任上一幹十年，深知江南財富重大。先是開挖了江都北通山陽（淮安）的「山陽瀆」；當皇帝之後，大業元年（六○五年）展開大運河全線工程。《資治通鑒．隋紀》總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黃）河；復自板渚引（黃）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樑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大約相當於今七十米）。」工程包括東都洛陽通往江蘇盱眙境內淮河的「通濟渠」，疏挖邗溝舊河道，並向南延伸直至浙江杭州，把全國最富庶的東部，南北連貫起來。
唐宋糧賦，仰於江淮
楊廣任江都總管之前，任北方並州（今山西太原）總管，因此對北方軍事戰略地位也有清醒認識。當皇帝後在開通南方漕運同時，又從黃河北上，大運河直達涿郡（今河北），最終形成後代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規模。看來在隋煬帝心中已經有明代思想家、政治家丘濬概括的「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的想法。作為南北漕運和長江東西水運交會中樞，在承接國家發展總體戰略中獲益，這可能是揚州提供的歷史經驗。
但隋煬帝修大運河夾帶不少個人享樂的私貨，「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大運河全線貫通後，他三幸江都，其中在第三次到江都後，他的大臣即後來的唐高祖李淵在長安發動政變，與隋末農民起義相呼應，隋煬帝在江都行宮揚子宮被迫自盡，草草安葬於揚子宮西院「流珠堂」。（見《資治通鑒》等）近年揚州發現了他和蕭皇后的合葬墓，墓中出土了殘缺不全的墓誌，其中提到「惟隨（隋）大業十四年（六一八年），太歲戊寅三月十一日，帝崩於楊（揚）州」，及「流珠堂」等。
隋煬帝修通大運河可說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倒是取而代之的唐高祖李淵受益多多。他在位期間每年由江淮漕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到國都長安，以後逐漸增加，至中唐李肇《唐國史補》記載是：「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黃）河而至也。」「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舊唐書．第五琦傳》。第五為複姓）到晚唐大曆年間（七六六至七七九年），江淮的鹽利達到六百多萬緡（一緡為一千文錢），鹽利佔當時國家稅收的一半。宋初漕糧四百萬石，最高時七百萬石。揚州作為江淮漕糧、鹽運中心，長期是最富庶的商業城市。即使到了南宋，運河雖不必往淮河以北漕運，但揚州中轉、儲運中心地位繼續加強，擴港建倉，每年儲糧在二百萬石。
與此相反，東部沿海海鹽等物產溯流西上，一直輸送到大西南。「吳鹽」西送是有悠久歷史的商品流通。早在公元前五一四年，吳王闔閭在海州（江蘇連雲港）、揚州、蘇州以東生產海鹽，稱為「吳鹽」。鹽鐵是古代國家稅收的最大進項。
唐代中後期起，江淮之間成為國家主要財源。中唐宰相權德輿《論江淮水災上疏》指出，國家賦稅主要依賴漕運所出，軍國財源仰仗江淮一帶：「賦取所資，漕輓所出；軍國大計，仰於江淮。」因此，揚州成為富商巨賈聚集地，唐末呂用之說：「廣陵為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這與香港在一九九○年代GDP相當於內地總量的兩成，也有點可比。
「十年一覺揚州夢」
因為古代交通運輸工具所限，長江中上游的物產，一般都是順長江而下，到達揚州中轉，由京杭大運河北上。唐代李白的詩，可以勾勒出由長江上游到揚州的路程：「朝辭白帝（四川奉節）彩雲間，千里江陵（湖北荊州）一日還」；接着「故人西辭黃鶴樓（武昌），煙花三月下揚州。」杜甫在蜀中聽說「安史之亂」終於平定了，急於回東都洛陽，就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實際上走的還是順江到揚州後，沿大運河邗溝段、通濟渠段進黃河，西上洛陽。同時代于鄴《揚州夢記》描繪其繁盛：「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即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從春秋吳王闔閭起，到戰國春申君、西漢吳王劉濞等生產吳鹽的鹽商們，就形成以商養士的傳統。唐代李白在運河之畔的商丘，受到友人款待，席間賓主就着從東海之濱販來的吳鹽，品嘗南方運來的楊梅，即席賦詩《梁園吟》：「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
反映揚州奢華社會生活，以唐代詩人杜牧《遣懷》詩最膾炙人口：「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同時代人高彥休《唐闕史》及于鄴《揚州夢記》敘述此詩背景故事：杜牧隨淮南節度使、也是詩人的牛僧孺，在揚州做書記官時，年少風流，耽於聲色，牛僧孺暗中派人保護他。幾年後，杜被召入朝做侍御史，牛臨行告誡他：你才高志遠，但要注意生活作風。杜說，我一向循規蹈矩，您盡請放心。老領導於是命人取出一隻書箱，只見裏面全是奉命保護他的人的跟蹤報告。杜看後「大慚」，衷心感謝恩公愛護扶持。但杜風流才子稟性難改，後來聽說浙江湖州山美水美人更美，就到湖州一遊。恰好見到一位十幾歲的女孩子，嘆為國色，便與女孩的母親立約，十年之內前來迎娶，十年不來，聽憑出嫁。結果十四年後，杜牧任湖州刺史（市長），人家女孩在三年前約定期滿後嫁人了，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杜牧只能悔恨自己負約：「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身繫南北京，終成文化城
但凡交通運輸中心，發展為商業中心是自然而然的。揚州最繁華時代為明清兩代。這是因為明成祖朱棣設南北兩京制，把國家政治軍事中心和經濟文化中心更緊密聯繫一體，實現更有效的掌控。
京杭大運河是連接兩京的主動脈和中樞神經，揚州因此發展繁榮達到高峰。比如明代建設北京城，四川、湖廣的木材，都是在重慶、宜昌入江，放筏至揚州，再沿大運河北上；磚瓦則在大運河附近的山東臨清燒造，直接沿運河運到北京；金磚在大運河名城蘇州燒造，沿運河北上。為此，永樂帝任命大臣陳瑄總督漕運治理，首先打通國家政經大動脈。
繼唐代作為鹽鐵集散地之後，明初起實施將西、北內地鹽、糧運銷掛鈎的「開中法」，進一步啟動了揚州商貿中心。到了清代康、雍、乾、嘉時期，這裏鹽商巨賈富甲天下，明代已出現的「左賈而右儒」，「以儒飾賈」以「蟬蛻」昇華營商境界之風，進一步發展至士、商結合，藝術品商業化。（明汪道昆《太函集》）《揚州畫舫錄》記載，這一百五十年間，在此發展的畫家達一百五十位。達官貴人、富商、名流、藝術家，緊密聯繫互動：「揚州八怪」的高鳳翰、鄭板橋，與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互為知己；高翔、汪士慎，與大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毗鄰而居；李鱔與鹽商賀君召交厚；金農與鹽商徐贊侯、馬氏兄弟交情深厚；黃慎一度寓居當地富商李氏花園；陳撰、楊法也與鹽商們關係密切。揚州土生土長的清朝「界畫第一」的袁江之子袁耀，以寫實的筆觸，創作縱一點六五、橫二點六三米的巨幅橫軸《邗江盛覽圖》和組畫《揚州四時圖屏》，描繪出揚州最輝煌時期的富貴清景，是商貿發達、文化繁榮的綜合產物。
一個發達的時代，只有留下永不磨滅的藝術品，才實現了物質向文化的飛躍！一個商貿中心，只有昇華為文化名城，才輝光長存！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