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柏林愛樂樂團去歲訪港獻演引來坊間熱議。主辦方為回應熱情樂迷，在尖沙咀海濱設置露天直播\康文署供圖

　　去年底，享譽世界的柏林愛樂樂團時隔多年後再度訪港，引來坊間熱議。門票一早售罄，主辦方為回應熱情樂迷，特意在演出場地外的尖沙咀海濱設置露天直播，幫助場外觀眾一睹世界頂級交響樂團之神貌。

　　這讓我想起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那場音樂會，由傳奇指揮家卡拉揚帶領維也納愛樂樂團在銅鑼灣利舞台演出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票價雖然貴至三十七元五毫（當年一份聖誕大餐的價錢不過五元左右），但仍然搶手，以至於香港電台罕有地直播這場音樂會，以滿足未能入場樂迷的需求。

　　音樂會後，當時致力推介藝文演出的《華僑日報》刊出樂評，稱有「東方之珠」之譽的香港「至今仍未有一專為音樂演奏之會堂，而不禁為之憐惜不已。」也正是一九五○年代末洛杉磯愛樂樂團以及維也納愛樂樂團等世界著名樂團應邀相繼訪港，卻只能在非專業舞台（如戲院等）演出的情形，刺激本地音樂從業者及愛樂人呼籲興建香港大會堂。

　　卡拉揚訪港的故事，出現在本地音樂史學者周光蓁博士（Oliver Chou）的新書《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中。作者以其為例證，說明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條件艱苦、戰亂動盪的時候，有遠見的香港愛樂人仍致力邀請海外知名音樂家訪港演出，培育本地觀眾賞樂氛圍，而且，居住在香港的音樂從業者亦自組協會和社團等，用創作並演出的方法回應時代訴求，並推動香港與內地的藝文交流。

　　人才流動創造豐富圖景

　　按照周光蓁在其新書中提出的觀點，一九五○年代之前的香港儘管沒有專業的演出場地，藝術團體也缺乏政府的資金與政策扶持，但這三十多年的文化藝術圖景仍是豐富多樣的。而作者將這一豐富圖景的出現，歸因於人才的流動。香港身處東西文明交匯處，一方面接納了為躲避戰亂而南下的內地文化界人士，另外也為居港外國人提供了充分的發揮與施展空間。故此，儘管那些年演出場地條件不佳，資金籌措困難，但不論在五星級酒店的露天花園舉行的輕音樂會，還是諸多業餘音樂社對於本地愛樂人才的幫扶，莫不體現出當年此城中人對於音樂發展的不懈推動。誠如著名聲樂家及音樂教育家費明儀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說的那樣：

　　「我們從沒有路走出了一條路，當中遇到了野草和石頭，我到現在會懂得珍惜我過去的一段艱難、困苦的日子，那是我的財富。」

　　本書洋洋灑灑數十萬字，以近五百頁的篇幅，勾勒出一九三○至五○年代活躍在本地的音樂家如何發展自己的音樂事業，如何推動香港音樂氛圍的養成，又如何應對時代景觀的遷變。作者並未依循時間順序，而是透過「口述歷史」和「音樂專題」兩個部分，講述音樂監製郭利民、作曲家林樂培、教育家費明儀和鋼琴家羅乃新等十位本地音樂名家習樂、賞樂的童年及青少年歷程，藉由以點及面、以小見大的方法，鋪陳戰前及戰後十年間香港早期音樂發展圖景。

　　在第二部分「音樂專題」中，作者邀請數位研究本地音樂歷史發展的學者及樂評人等，從唱片發行、音樂社以及學校音樂協會這幾個角度切入，分析民間力量如何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之外，策劃並推動本地音樂事務的演進。

　　香港音樂發展貢獻者多

　　「人才」是本書敘述的關鍵詞，而在早期香港音樂發展的語境中，「人才」不僅僅限於有天分、有才華的音樂家，還包括慧眼識才、「以商養文」的商人與企業家，以及本地主要報刊的樂評人和音樂推廣者。正是這些愛樂人，拉近了彼時古典音樂與民眾的距離，也在那個政府資助與支持相對缺乏的年代，為本地音樂氛圍的建構，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在十位音樂家的口述歷史文本中，居港外國人對於早期香港音樂發展的推動，尤其令我印象深刻。這十位訪談者中，雖說只有一位外國面孔（菲律賓音樂家Tony Carpio），但在另外九位中國音樂家的敘述中，不時有外國音樂家的名字穿插其中，其中一位是夏利柯（Harry Ore），另一位是杜蘭夫人（Elizabeth Drown）。

　　在本書末附錄「香港音樂大事記（1930-1959）」中，夏利柯的名字頻頻出現。一九二一年，這位拉脫維亞籍音樂家來到香港，時常以獨奏家身份活躍在本地舞台上。他既演出貝多芬與李斯特等著名古典音樂作曲家的經典曲目，也不時與他的香港學生合奏由他本人編創的、以中國民間音樂為藍本的作品如《中國月光》等。另外，他還是中國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的鋼琴拍檔。兩人從一九三○年便開始合作演出，曾在高陞戲院、梅夫人婦女會等處登台，也曾於一九三三年赴廣州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出。

　　如果說夏利柯對於當時香港樂壇的貢獻在於頻繁登台演出並將西洋音樂與中樂共冶一爐編創新作，那麼杜蘭夫人時至今日仍被後世愛樂人懷念的緣由，則在於她對於香港音樂教育事業的無私奉獻。

　　鋼琴家羅乃新五歲便開始跟隨杜蘭夫人學琴。她眼中的杜蘭夫人是一位善良熱心腸的好人，不計較錢，每次都為上課或即將比賽的學生準備三文治，也記得在每一位學生的生日會上準備禮物。在一九八五年杜蘭夫人逝世時，羅乃新曾形容老師為「影響我一生的中心動力」。

　　赴集中營演奏鼓舞士氣

　　由英國隨丈夫千里迢迢來到香港落戶的杜蘭夫人，對於一九四○年代香港音樂生態的貢獻，不單在於培養出諸如羅乃新、黃慰倫、黃懿倫、吳恩樂和吳美樂等鋼琴家，還在於她曾在日據時期的赤柱拘留營中，每逢周日為同樣關押在營中的人們演奏鋼琴，為數千名外國僑民的三年苦難時日帶來難忘的慰藉。在書中「音樂專題」系列的《日佔時期的香港音樂初探》一文中，周光蓁專闢章節，以「集中營音樂」為題，回溯杜蘭夫人與白德醫生分別在赤柱集中營和深水埗戰俘營為同患難的營友演奏鋼琴以鼓舞士氣的往昔情景。

　　也是因為那三年在赤柱營中教小孩子彈琴的經歷，令到杜蘭夫人積攢下不少教學經驗，也為此後她相繼培養出一眾本地鋼琴家並為籌辦香港校際音樂節埋下伏筆。至於她與丈夫省吃儉用，於一九五三年以一萬六千元的高價為香港買下第一架九呎史丹威鋼琴，則被《工商時報》評價為「為香港音樂節放一異彩出一口氣的壯舉。」

　　杜蘭夫婦買琴一事，源於當年英國鋼琴名家路易．堅拿（Louis Kentner）訪港，在璇宮戲院演出兩場。演出頗受歡迎，因此堅拿同意擇日再訪香港，前提是需購置專業演奏用琴。原本此事已經港督批准，卻被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否決。杜蘭夫婦倡議眾籌，無奈響應者寥寥，兩人只得向政府借貸，分期付款，買下這架當時香港最貴的鋼琴。同年十一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史頓（Issac Stern）及著名鋼琴家所羅門（Solomon）相繼訪港，在璇宮戲院舉辦獨奏會，此琴均助力甚多。

　　說起香港大會堂建成前，海外著名音樂家的訪港演出，通常在璇宮戲院舉行。書中，本地著名歌劇導演盧景文以及音樂家沈鑒治的口述歷史文本中，均提到這座當時大名鼎鼎的戲院。沈鑒治甚至因為常常去璇宮戲院欣賞音樂及舞蹈演出，而與戲院老闆歐德禮（Harry Odell）相識，歐德禮甚至請他為音樂會場刊撰寫英文介紹文章。

　　一九五二年，有一千四百個座位的北角璇宮戲院的落成，既是電影公司老闆歐德禮踐行「以商養文」的產物，也為香港大會堂落成前海外音樂家的訪港演出提供了一個相對適宜的場地。從那時起至一九六二年香港大會堂落成，香港樂壇在這整整十年的時間裏見證了一眾著名音樂家的應邀訪港，既在相當程度上催生本地報刊紛紛刊載音樂評論及賞析文章，另外也為香港音樂演出生態漸趨步入正軌做了充分的準備與鋪墊。

　　讀罷全書，「人才」是敘述主線，「互動」及「共融」則是串連不同時期本地樂壇發展的關鍵概念。所謂互動與融合景狀的養成，一方面得益自香港天然的地緣及交通位置，另一方面也與本地音樂人（既包括香港土生土長的音樂家，也包括由海內外來港暫居的樂壇名人）自下而上的、自發且積極的推動不無關聯。在那個音樂發展先天條件不足的時代，本地樂壇在各方助力下，仍能見出如此紛紜豐富的樣態，實在值得當下樂壇中人借鑒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