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出版圖書，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化興旺發達的顯著標誌。這方面的歷史成就，作為活字印刷科技發明者的中華民族，是無與倫比的。在唐代之前，圖書的傳播主要是抄寫，像敦煌石窟就保存了一千多年前的抄寫本；唐代既有抄寫本，雕版圖書也大行其道。宋代文教格外鼎盛，刻書蔚然成風，宋版書字體工美，至今印刷出版通行的「宋體」，就源自宋版書。為了提高暢銷書的出版效率，宋仁宗慶曆年間，製字技師畢昇先生又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後來傳遍全世界。此後，人們根據效益優先的考量，自如選擇活字、刻版或者手抄。明、清全盛時期，是繼漢、唐之後，我國歷史上兩個統一強大和文明昌盛的時代，人們熟知的明《永樂大典》、清《四庫全書》，就是「盛世修書」的傑作。前者是明代文化大發展的開始，後者是清代文化發展繁榮至高峰的標誌。/姜舜源 文、圖
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尚書．武成》記載，周武王伐紂革命成功，於是「馬放南山」，「偃武修文」。此後每次改朝換代之後，就要「與民休息」，恢復經濟，然後振興文化，出現「盛世修書」、「盛世修典」、「盛世修史」的景象，那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標誌。明朝建立二十年後，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年），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編輯經史子集、百家之言為《類書》的設想。但因天下初定，百廢待舉，未能付諸實施。
偃武修文，一統制作
永樂皇帝朱棣推翻侄子建文帝，上台次年即永樂元年（一四○三年），馬上落實其父遺志，下令編纂這部書。指出：聖王治天下，要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一個統一的時代，「必有一統之制作」（明何喬遠《名山藏》卷七《永樂大典序》），展現繼承弘揚中華文化的大手筆。他談到自己的讀書體會：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具體入微考一事，追根溯源求一物，簡直是披沙揀金、大海探珠。我想博採眾書有關一件事物的全部記載，分類聚集，按詞條音韻的順序編排，這樣檢索起來，就如同探囊取物。他對此書的設想效果，類似如今信息化條件下文化科技資料庫。又提出編纂宗旨：凡是有文字記錄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即社會科學着作，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即自然科學技術、哲學着作，統統輯錄於一書，包羅萬象，不厭其煩。
這個藍圖不管是出於永樂帝突發靈感，還是聽取智囊班底集思廣益，都是極為科學的，《大典》成為我國古代最大、最實用的一部類書。特別是，他們的設計文理並重，這也引導了明代在兩宋基礎上，科學技術繼續不斷發明創造。
典雅莊重，罕見珍品
大學士解縉接到明成祖命令，雷厲風行，開館修書，召集文士一百四十七人，夜以繼日，一年後就完成了任務。明成祖賜書名《文獻大成》，但是認為內容不夠充實，「所纂尚多未備」。接着又在三年（一四○五年）再命最倚重的謀士姚廣孝和鄭賜、劉季篪、解縉等大臣一起負責重修，並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學碩儒二千一百九十六人，分別擔任編輯、校訂、抄寫、繪圖、圈點等工作。朝廷對這項國家修書工程大開綠燈。一方面允許參與工程的人，調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全部藏書；一方面在全國各地搜採圖書。當時輯錄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北劇、南戲、平話、工技、農藝、醫學等等，多達八千餘種，按《洪武正韻》的文字順序，將所輯圖書一字不動，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保存了許多古書的原來面目。比如舉世聞名的宋代李誡《營造法式》，書中建築圖樣部分已無宋代版本，現存品質最佳者首推《大典》嘉靖重抄本殘卷和故宮藏清初抄本。即使現存百不足四的《大典》散本，還能從中輯錄出不可多得的元代北京史地《析津志輯佚》。
永樂五年（一四○八年）冬，書成進呈御覽，總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字。這一次永樂帝審閱後十分滿意，於是御制序言，定名為《永樂大典》，他認定的修書時間是，「始元年之秋，成五年之冬」。接着清抄，到第二年即六年冬天，全部工作正式完成。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完全的一部百科全書，比《不列顛百科全書》成書年代早了三百多年。永樂帝序言有「廼集文學之臣，纂四庫之書」，似為清代乾隆帝詔修《四庫全書》埋下伏筆。
《永樂大典》編成後，原擬複寫刊刻，因工費浩繁而罷，故只有寫本流傳。全書各卷均為統一格式。書頁為手繪朱絲欄本，框高三十五點五厘米，寬二十三點五厘米，四周雙邊。每面八行，大字單行十四五字，小字雙行不頂格二十八字。版心上下大紅口，紅魚尾。上魚尾下題「永樂大典卷×××」，下對魚尾之間題頁次。其邊欄、書口象鼻、魚尾都是手繪。整部書用紙數十萬張，都是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製成的皮紙，俗稱「白棉紙」，厚度為零點一二毫米。書寫字體，除標題首字用多種篆、隸、草體書寫外，正文為工整的翰林楷書，有宋元遺韻。書中插圖也很精美，山川地形皆以白描手法繪製圖形。書的裝幀設計為硬裱書面，粗黃布包裝，典雅莊重，為古今中外罕見珍品圖書。
大典副本，迭遭劫難
《大典》修成後，先是收藏於南京皇宮文淵閣。十九年（一四二一年）遷都同時，將《永樂大典》運至北京，收藏在皇宮文樓（即今太和殿東廂體仁閣）裏。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三大殿火災，文武樓（即體仁閣、弘義閣）、左右順門（即協和門、熙和門）及午門外左右廊全部燒光。幸虧火災中嘉靖帝嚴命軍士們，冒火把文樓裏所藏大典全部搶運出來。痛定思痛，嘉靖帝決定重錄一部副本，在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三大殿重建完工後，就詔選書寫、繪畫生員一百零九人，完全依照《大典》原樣重錄，做到內容一字不差，規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寫三頁，不得塗改，歷時五年到他兒子繼位後的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四月，才大功告成。正本存放在大內文淵閣，副本存於「南內」皇史宬（在今南池子南口路東）。但從此之後，永樂正本在史料記載上便下落不明。許多人猜測它毀於明末戰亂，有人則猜測可能是隨嘉靖皇帝，陪葬在北京明十三陵「永陵」地宮裏。
到了清雍正年間，嘉靖副本由皇史宬移藏天安門前、東長安街路南的翰林院（今公安部院內）。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以嘉靖副本做主要參考，當時點查結果，缺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共計一千多冊，留下的為九千多冊。翰林院掌院學士（相當於院長）紀昀最喜歡讀此書，後來他編寫《四庫全書提要》，就主要參考《大典》的體例。那時翰林們根據歷史傳說，以為嘉靖時著名書法家文徵明參加過這部書抄錄，就極力在庫藏裏尋找哪些是文徵明手跡。其實文徵明是嘉靖初年在北京供職，不久回到故鄉蘇州，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去世，四十一年抄寫《永樂大典》副本開始時，他老人家已經過世三年。
咸豐十年（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了翰林院，嘉靖本《永樂大典》遭遇劫難，有相當一部分被劫運到了英國，後藏於大英圖書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點查，結果僅存八百餘冊。二十六年（一九○○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永樂大典》再被英、美、德、俄等強盜劫奪，僅剩下六十四冊，由京師圖書館收藏。新中國成立後，國內一些公私收藏家把自己珍藏的《永樂大典》散本捐獻國家。中國國家圖書館現藏殘本二百二十二冊，上海圖書館一冊，台北故宮博物院六十二冊。連同散藏在日本、美國、德國、韓國、越南的機構或個人手中，現存於世的《永樂大典》約計四百冊上下，相當於原數百分之三。
類書叢書，先後輝映
《永樂大典》至明末清初已經殘缺不全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認可，接着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變成浩大修書工程。
《全書》編纂過程耗時最久的是徵集圖書。從三十七年開始，至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歷時七年，共徵集圖書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七種。其間清廷禁毀、刪改了大量不利於自己的內容，所以從當時到後來，對這場修書工程一直有「修書」就是「禁書」、「毀書」的批評。這是與《永樂大典》修書的極大不同處。但編修《四庫全書》的確是清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在清朝入關約一百三十年後展開，是清代文化發展繁榮達至頂峰的標誌。其規模和影響，可以與《大典》相提並論。整個工程歷經十年，至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宮中文淵閣的一套抄錄完成。共收錄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裝訂成三萬六千三百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近二百三十萬頁，約八億字。
《四庫全書》是「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類，故名「四庫」。每類又依時代先後，集結歷代著作。比如李白的詩屬於「集」部，他的詩集就在唐代文學作品裏。《永樂大典》是「類書」，書中內容按門類集合、按時代先後組合排列，清康熙時所修《古今圖書集成》與其性質相同。比如關於古代車的資料，《集成》集中在「經濟彙編」「考工典」「車輿部」「車」。在「車」項下，依次是關於車的記載和論述、車史典故、車的詩文，分別依時代先後羅列。在電子信息化資料庫出現之前，歷史文化研究離不開這樣的類書。
《全書》修書同時，乾隆帝已令在北京宮中、瀋陽盛京皇宮、北京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分別建造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用以存放這四套書。這四閣藏書並非皇帝獨享，翰林、內閣等朝中官員都可以閱覽。從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七月到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又抄了三部，分貯在江蘇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文瀾閣，世稱「南三閣」，對江南讀書人開放閱讀，甚至民間出版商也可以據此版本，抽印其中部分專著，提供國家公共文化服務。
七閣藏書都鈐有璽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鈐「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各冊的外觀尺寸基本是，高三十一點八厘米、廣二十點五厘米；書頁版框尺寸為，高二十二點四厘米、廣十五點四厘米。封面分色裝潢，經、史、子、集分別是綠、紅、淺藍、米黃綾子裱褙，每函書不像一般線裝書那樣以函套包裝，而是以金絲楠木製作的囊匣盛放。文淵閣藏書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藏書現在國家圖書館；文溯閣藏書本在瀋陽，現在甘肅蘭州；文源閣藏書基本毀於英法聯軍縱火。南三閣藏書，文宗閣、文匯閣毀於太平天國戰火；文瀾閣歷經幾次戰火，僅存原書四分之一。
從故宮文淵閣現存藏書樓原狀看，書架也都是金絲楠木製作，與外面或者如今的書櫃顯著不同是，閣中書架的每層隔板，都不是實心的一塊楠木板，而是像窗格結構的托架，橫豎木條結合後，上下兩面都形成光潔的平面。如此，既保證櫃格上放置的圖書囊匣通風透氣，又增加櫃格的承重力，又不磨損囊匣。文淵閣建築結構採用明二暗三格局，外觀是兩層的樓閣，內部是三層——在一、二兩層屋簷之間，藏着一個夾層。二、三兩層的樓板承載量，與閣中書櫃、藏書的總重，有一定對應關係；如果在原有書架上放上修訂版精裝書，樓板是吃不消的。科學設計，精準保護，堪為愛書典範。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