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秦始皇《瑯琊刻石》
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面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新常態」，世人終於開始認識到，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領先」是中國的正常狀態；落後捱打，是一八四○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一百年間的非常狀態。是什麼使得我們中國數千年來一直保持統一和強大？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漢武帝之前帝王沒有年號），最終實現國家統一後，隨即推行的「書同文字」政策，在保證中華文化薪火相傳並不斷發揚光大、強化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根深蒂固的向心力方面，居功至偉。「書同文」政策本身，也成為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保持着強大生命力。/姜舜源 文、圖
「一統海內」，刻石紀功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當即宣布「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即統一度量衡標準，車輛採用統一車轍（兩輪間距），統一官方文字。次年即二十七年（公元前二二○年），開始按《尚書．舜典》五年巡視天下一遍的古制，「巡隴西、北地」，再次年即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東巡郡縣。這次東巡留下四處刻石：《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圖一）、《芝罘刻石》，後來再次東巡芝罘、碣石，南巡會稽，分別留下《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前後共七處刻石。這次東巡過程中，以登泰山、禪梁父舉行封禪大典，和流連最久的瑯琊，刻石最為隆重，《史記》裏收錄了全文。也恰恰是這兩處刻石保存至今，成為秦始皇統一文字，並「永為儀則」（《芝罘刻石》語。意為永遠的典範）的實物見證。泰山刻石如今只剩下斷續模糊的二十來字：「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瑯琊刻石則保存了八十六字，此石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史記》對此記載：「南登瑯琊」，在此流連三個月，決定加強當地建設，移民三萬戶（「徙黔首三萬戶瑯琊台下」）；「作瑯琊台，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原文為：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
文末列皇帝及隨行大臣姓名：「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瑯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全文共四百五十多字。秦二世胡亥繼位次年（公元前二○九年），也舉行了東巡，又在旁邊補刻自己的詔書及其從臣姓名：「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為七十九字。
瑯琊刻石，千古流芳
國博所藏《瑯琊刻石》，為原刻石的殘存文物，石為豎直的長方體，高一百三十二點二、寬六十五點八至七十一點三厘米不等，厚三十六點二厘米。刻石書體為秦小篆，隨行廷尉李斯所書，歷經兩千年風雨，字已漫漶。現存文字十三行，八十六字。其中前兩行就是秦始皇原刻的結尾，從臣最後二人的官職和姓名；後十一行就是秦二世增刻的詔書及其從臣姓名。
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歷代傳頌。唐代書法家虞世南《北堂書鈔．石篇》記錄此刻石。宋神宗熙寧九年（一○七九年），文學家蘇軾出任「知密州軍州事」，登上瑯琊台，看到秦始皇時的刻字已漫漶不清，前頭頌詩文字已看不清，文末從臣姓名存在一部分；而二世的詔文部分俱在。（蘇軾《書瑯琊篆後》）並請其表兄著名書畫家文勳，臨摹始皇刻辭上石，置於諸城超然台上，可說是原碑的複製品。
明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諸城知縣顏悅道重修瑯琊台時，立大碑一座，將殘存刻石鑲嵌碑上。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諸城知縣宮懋讓發現刻石又有裂紋，便令人造了鐵箍加固裂石。清道光間，鐵箍朽斷，刻石散裂，諸城縣知縣毛澄蓋了一座亭子保護。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四月，一次大雷雨，碑石散落被大水沖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諸城縣教育局長王景祥，派縣視學王培佑，前後兩次從瑯琊台搜尋，將散碎碑塊湊合起來，移至諸城縣署。解放後，該碑移置山東省博物館。一九五九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在天安門廣場落成，經歷二千二百多年風雨洗禮的此碑，被恭奉至這座國家最高歷史文化殿堂。
「同書文字」，瑯琊精髓
瑯琊刻石內容與此前所立《泰山刻石》側重點不同。前者主要強調管治暢通，「治道運行」；推行道德教化，「訓經宣達」，「化及無窮」。後者則突出實行法治，「端平法度」；實行科學度量衡，「器械一量」；實現文化大一統，「同書文字」。這是瑯琊刻石的思想精髓。既厲行統一文字，本身使用的文字—秦小篆，自然是典範中的典範。
與瑯琊刻石相互關聯的文物至今發現不少，均採用秦小篆書寫。甘肅省博物館藏「青銅詔版鐵權」（圖二），鐵權上鑲嵌秦始皇青銅詔版，鐫刻「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法度量、則不一」（即統一度量衡），正與《瑯琊刻石》「二十六年」，「端平法度」，「器械一量，同書文字」相呼應。統一度量衡的決定是在統一全國當年頒行的，但一九八三年在甘肅天水秦城區出土這件標準鐵權，材質和製造工藝非同一般，應該說與次年即二十七年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密不可分，或許是他此行頒發當地的。
山東省博物館藏「秦詔陶量」（圖三），出土於山東鄒城，是秦始皇第一次東巡第一站，「上鄒嶧山（在今山東鄒城市），立石。……刻石，頌秦德。」可以設想也是那時頒行的。二者的銘文完全一樣。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青銅秦量」（圖四、五），高六點二、深六點○七、長二十一點九厘米，口徑九點二乘十七點一厘米。銘文與前兩件的也差不多。
中國國家博物館則藏有秦始皇的「兩詔青銅版」（圖六），上面鐫刻着兩道詔書，銘文內容與上述三件的基本一致，推測是昭示在城門等公共場合的。
表意漢字，得天獨厚
文字是語言的記錄符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統一文字，不是秦始皇的發明，先秦著作《禮記．中庸》稱孔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應該屬於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顯然並未實現。
秦始皇能夠統一文字，漢字是表意文字這一屬性，是前提條件。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字，歸納起來不外表音、表形、表意三大類。古希臘、古羅馬等拉丁文，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法文、英文、俄文等西方文字，基本都屬於拼音文字；象形字因為受形所限，複雜事物無法表達，實際上後來被淘汰出局；只有漢字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漢字，缺點是筆畫多難寫，但有一個最大優點，她不隨讀音不同或變化而改變；她的字義是比較穩定的，即使字義發展變化，也是以幾百年為單位，而且有跡可尋。拼音文字最大缺點，是只要讀音不同，詞語的拼寫就不同。語言三要素：語音、語法、詞彙，恰恰語音是最不穩定的。一是不同地域，同一個字詞發音不同，不同地區就記錄成不同的文字（單詞）；二是不同時代語音發展變化，原先的詞後來看不懂了。我們中國從夏商周以來就地域遼闊，如果是表音文字，即使同一個時間點，不同地區發音不同，記下來的文字也不相同；不同的時代，發音更是南轅北轍了。但就因為漢字是表意文字，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我們今天也看得懂，但那時的發音與今天早已不一樣。《詩經》裏的詩當時都押韻，今天讀起來很多已經不押韻。因為有統一的文字，我們中華民族凡是有文字記錄的文獻，今天都看得懂。而隨着電腦和數字科技的發展，漢字難寫早已不是什麼問題。
承先啟後，最美文字
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前，六國當時所用文字，與秦國通行的簡牘、帛書、璽印等文字，存在着很大差異。字不同形，讀不同音，中央政府的政令不能有效貫徹執行。李斯奉命統一文字，是以秦國通行的篆書為基礎。例如小篆均衡的筆畫結構和整齊的布局，主要來自秦石鼓文；同時取各國文字之優點，加以規範化，力求其整齊劃一，簡便可行。小篆主要特點：一是只用嚴格的等粗線，去除金文裏的肥筆、墨團，直可合繩，曲可中規。二是變短小的筆畫為修長的筆畫，使文字的筆畫長短整齊、間距勻稱。三是變直筆為曲筆，表現出很強的求美意識。四是字體呈長方形結構，長與寬有嚴格的比例，近乎黃金比例。小篆體剛健的筆畫與勻稱的結構協調統一，使漢字的書寫藝術進入嶄新階段。
需要指出的是，漢字的發展是自然而然、一脈相承的。在演進過程中，往往是新舊書體共存，循序漸進。秦代小篆通行前提下，便轉的隸書其實已經開始流行。湖南「里耶秦簡」（圖七）就是明證。在漢隸基礎上產生章草；在漢隸通行的同時，已經出現了行書、行楷。長沙簡牘博物館藏三國時期「錄事掾潘琬文書簡」，可見當時除章草外，手寫體的漢隸已經與東晉楷書、行書差不多。西晉時期雲南的「二爨」碑，接近後來北方「魏碑」字體；西晉一些簡牘，也已經使用類似王羲之那樣的行書。而東晉王羲之正式奠定了行書、楷書的規範，並在行、楷書法藝術上登峰造極。行書、楷書之後，漢字書體再未發生革命性變化，王羲之也就成為千古「書聖」。小篆、隸書、楷書，也可以說分別是秦代、漢代、東晉起之後歷代，官方規定的標準書體、官方文字。
字學依據，寶璽正統
秦代之後，秦篆一直得到繼承發揚，古代漢字最著名的字典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就是以小篆為形體依據。此後歷代研究漢字歷史，均以秦小篆為基本依據。後世寫篆名家，代有其人，其中唐代李陽冰、宋代僧夢英、郭忠恕、清代楊沂孫、鄧石如、吳大澂，在小篆書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後世在秦篆基礎上，發展出細筆的「鐵線篆」、粗筆的「玉箸篆」，直至近代海上書畫家寫篆成風。
與書法藝術相對應的「篆刻」，基本上都是使用秦小篆。而且從秦始皇以小篆作六璽起，形成一個傳統：皇帝的印璽必須使用秦篆篆刻，才算正統。《晉書．輿服志》說：「乘輿（皇帝）六璽，秦制也。……漢遵秦不改。」（圖八）明清「御寶用玉箸篆」（《清朝文獻通考》），遵守秦代李斯小篆的規範，以示「誠重之也」（《明史．輿服志》）。「篆書筆畫兩頭肥瘦均勻，末不出鋒者，名曰『玉箸』，篆書正宗也。」（清陳灃《摹印述》）
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文華殿寶」（圖九），古樸典雅，有秦漢璽印遺風。清代乾隆皇帝以中國歷代統治者繼承人自居，繼承秦皇以來法統，念念不忘「李斯蟲鳥之舊」，「政、斯之物」（秦始皇嬴政、李斯）。他確定象徵皇權的「二十五寶」，以及皇帝私章，都採用典正的玉箸篆。滿文本無篆書，乾隆時期還要專門創立滿文篆書，供篆刻滿漢文合璧的寶璽使用（圖十）。中華文化感召力歷久彌堅。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