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常玉畫中常出現瓶花/作者供圖

　　最近倫敦泰特美術館正在舉辦一場意大利畫家莫迪里阿尼的特展。莫迪里阿尼為國人所知，應是三年前中國富豪劉益謙斥約十三億港元天價買下的一幅裸女畫。

　　當人們不厭其煩地討論「這個意大利畫家的作品憑什麼賣得這麼貴」，我卻想到其實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舞台上，也有一位不論行事為人（孤傲清高）抑或作畫風格（愛畫裸女）都與莫迪里阿尼十分相近的人，他就是常玉。

　　若不是前些年常去拍賣預展看畫，我並不知道一九二○年代最早留學法國的那些中國年輕畫家裏，還有一位名叫常玉的翩翩貴公子。當徐悲鴻在巴黎國立美術學校苦心研修素描和油畫的時候，這個生在四川大戶人家、從小浸淫禮樂詩書的年輕藝術家，去到巴黎後，卻並未選擇進入專業藝術學院讀書，而常常在「大茅屋畫室」與一群人擠在一起自由地寫生，或是流連塞納河左岸蒙帕納斯區的咖啡館。

　　常玉的前半生由開辦絲織廠的兄長接濟，率性不拘束地過日子：結婚兩年，覺得不開心，離婚；畫商找上門來，聊得不開心，一張畫也不賣。他從來不像其他出國留學的畫家那樣，懷抱什麼經世濟國的大理想，希望用作品感化或啟迪些什麼。他只是想畫自己樂意畫的人和風景，不為稻粱，全憑己心。

　　徐志摩住在巴黎的時候，時常去看望常玉。他筆下的常玉，不入世，不汲汲於名利，反而樂得逍遙。不近天亮不上床，作畫總要在上燈的時候，埋身在他那「艷麗的垃圾窩裏」。「艷麗」這詞用得妙絕，不單傳神形容出常玉的日常起居姿態，亦貼近他的創作風格。

　　看常玉的畫，不論那些令他成名的裸女畫，還是瓶花和小動物等，每每有兩處地方打動我，一是顏色，二是構圖。顏色是艷，構圖是奇。有趣的是，這「艷」和「奇」加在一起，卻並不顯得喧鬧，而是自有一種別致的靜與安寧。畫家喜歡用大片大片亮眼的紅與黃，畫中的裸女也好，瓶花也罷，體態總是誇張的，要麼是兩條豐腴的大腿幾乎佔去整個畫布，要麼是花枝蜿蜒交纏出奇詭的形態。不過，這些出其不意或者說隨心所欲的創作，並未給這些作品增添任何艷俗或粉膩的觀感。那些作品從不討好，它們與觀者之間，似乎永遠隔着一段距離，想觸碰而不得。

　　梵高也喜歡畫瓶花，而荷蘭人筆下的瓶中向日葵，熱烈得幾乎要灼燒起來，不斷湊到觀者眼前來，提醒他們近距離感受這幾乎溢出畫框之外的豐盈生命力。而常玉的瓶花總是離人遠遠的，兀自開放，兀自消萎，旁人的看或是不看，並不會令到那些花本身的姿色增添或減損幾分。這與常玉本人的性情對照來看，又何其相似。

　　我想，常玉畫花、畫女人、畫動物，其原因並不僅僅像他自嘲時說的那樣，「張大了我那經過訓練的『淫眼』去發現美」，而在於他希望透過這些畫作告訴外面的世界，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有些畫家作畫是為記錄世情，有些是為了批判不公或歌頌偉大，而常玉只想畫他自己。

　　旁人畫中的裸女，常常是誘人且煽情的，常玉畫中的裸女，或倚或卧，背對觀者，根本不在乎別處的眼光。常玉後半生落魄時，苦居巴黎，曾有畫商上門求畫不果，而畫家轉身就將那些如今動輒在拍場賣出上千萬的天價作品贈予朋友，或乾脆放在閣樓積了灰塵的木架上。有些藝術家汲汲入世，渴求認同，一旦遭到些許挫折，便灰心喪氣一蹶不振。常玉不同，他從來不想也不屑於得到他人的褒賞或認同。富裕的時候如此，困窘潦倒的晚年亦如此。

　　去年轟動一時的台灣歷史博物館常玉特展現場，有一幅《孤獨的小象》讓我印象深刻。畫中只有黑、黃兩色，畫幅正中有一隻奔跑的小象，四圍無一物，尤其顯出它的孤獨。據說這是常玉六十多年的人生中留下的最後一件畫作。在與友人達昂的交談中，常玉說了這樣一句話：「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中奔馳……這就是我。」

　　象本是群居的動物，這樣孤零零的一隻象兀自在沙漠中奔馳，除了躲開象群，還有別的理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