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從小就要幹活，幫父母擦車、為鄰居修剪草坪、在社區送報紙、為朋友照看貓狗。高中生能否畢業，除了看學習成績，還要看對社會的奉獻，學校把服務社會納入必修課。不做義工的學生很難考上大學，更難進名校，醫學院的招生條件之一，是考生在醫院做過幾千個小時的義工，以此證明考生對病人的愛心和耐心，以及對醫學事業的熱愛。

　　在洛杉磯漢廷頓莊園諮詢台，華人義工施先生說：「這裏是民間機構，一千多名職員，大多數是義工，當中不乏年輕人，有的做了一二十年了。」

　　歐洲藝術館裏，一位拄着枴杖的講解員看上去八十多歲，從胸牌可知，他叫Brian Scanlon。看見Joy站在一幅畫前仔細欣賞，他就過去講解：「畫中女人的衣服不是她當初穿的那件。為了讓她顯得永恆，後人重新為她畫了一件。」「哦！真有意思。」Joy說。我們問他：「您是義工吧？每周工作幾天？」答曰：「一兩天。」「辛苦嗎？」Brian不直接回答辛苦與否，只是說：「我身體健康，喜歡漢廷頓，一到這裏就快樂。」「有沒有退休計劃呀？」我好奇他要做到何時。他說：「沒有退休計劃，直至生命盡頭。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之一。」離開展館走到門口時，我們又回望他一下，當時遊客不多，他正回椅子上坐一下。這個老頭，不知道他帶給社會的動力是多大？價值是多少？

　　一位叫Robert Maronde的先生，利用業餘時間到莊園幹活。他幽默地說：「我太太不准我退休後呆在家，我得先找個去處，就來做義工。」

　　義工們都各具專長。在圖書館的，會整理書籍，為學者和讀者提供諮詢；在博物館的，接受過呵護珍品的訓練；在植物園的，有園藝知識。那天我們在場時，聽說Gainsborough的畫「Blue Boy」將要展出，看見義工們正從儲藏室將畫搬出來，忙忙呼呼的，好像要做的事不少。

　　莊園自一九一九年建立以來，時過境遷，當年主人留下的錢早已用盡，基金公司赤字了，但是靠着義工和固定捐款的援助，它依然每天開館閉館，正常運行。

　　香港的義工活動種類多，不少社會活動是靠義工撐起的。養老院常有義工抹灰塵、擦地板、倒垃圾、餵老人進食、陪老人聊天，義工們做那些在家裏都不想做的事。每逢周六，處處可見為慈善募捐的中學生、小學生和幼稚園小朋友，有的才三五歲，跟着家人一起做。孩子們站在街邊，不斷點頭鞠躬，向匆匆而過的行者討錢，無論你向募捐箱投進幾塊還是幾毛，他們都不停致謝。那種謙卑，看了讓人產生愛憐之情。

　　香港是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人們追求付出帶來效益。然而七百萬港人中，有一百多萬人登記做義工。香港義工的服務還延伸到東南亞和中國內地。我家小女兒大學二年級暑期，用自己打工掙來的錢，去泰國幫助山區窮人修廁所。我問她為何做這個項目，她說：「那次旅行，我被簡易骯髒的廁所嚇怕了。」

　　有些香港義工，甚至將生命留在了異鄉，黃福榮和曾敏傑，前者是基督徒，在玉樹地震中救出三名孩子和一名老師，再次衝進廢墟時倒下了，再沒醒來。後者畢業於英國帝國理工大學，曾在英國銀行界打拚，在為玉樹學生送冬衣途中，遭遇車禍身亡。

　　一個地區的義工活動開展得怎樣，是當地文明程度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