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清宮舊藏「新莽嘉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編者按】央視文化綜藝類節目《國家寶藏》自去年底開播以來，再次點燃了傳統文化熱潮：每一件國家級文物的背後都有一段蕩氣迴腸的前世傳奇和今生故事，它們無不濃縮着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汲寶齋」自今期起，將刊登「傳國之寶」系列，為讀者解碼四件代表文脈和法統的歷代相傳之寶物，在呈現燦爛文物之美的同時，以詮釋華夏文化延續的精神內核。
《三國演義》第六回，描寫秦漢時期著名的「傳國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說此玉就是戰國時著名的「和氏璧」，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統一大業，命良工將和氏璧琢為皇帝玉璽，由李斯用統一文字推出的小篆鐫字。傳至秦三世子嬰，漢朝立國，將玉璽獻給漢高祖，完璧歸漢，正式成為傳國玉璽，得到此玉璽象徵得到天下。西漢末年王莽篡漢，派人向他的女兒孝元皇太后索要傳國玉璽。孝元皇太后憤而將璽打向逼宮的王尋、蘇獻，所以崩掉一角，王莽得到後以金鑲補。漢光武帝劉秀打敗王莽，興復漢室，傳國玉璽重歸漢朝劉家。以上內容是根據《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等史籍演義的。
傳國玉璽到南北朝時失傳了。但王莽為自己的「新朝」（公元八至二十三年）製造的一件度量衡標準器，後世稱「新莽嘉量」，卻世代相傳、效仿。直到一九二四年溥儀離開清宮，清室善後委員會同仁在坤寧宮正殿灶台上，驚奇地查到這件文物。一時學者一擁而上，王國維、馬衡、劉半農、勵乃驥等展開校量考證，揭示其在數學、計量、銅器鑄造、小篆發展等各方面歷史價值。這種與樂律相關聯、為後人世世遵守的典章制度名物，司馬遷《史記．律書》稱之為「法物」：「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
標準量具，百世法則
宋代蘇東坡稱讚唐代思想家、文學家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韓愈《潮州韓文公廟碑》）因為他揭示了天地間的真理，而且關係着社會興衰之亂。新莽嘉量何以成為「法物」？正是因為他依據「聲共振」科學原理製造，領先世界兩千年以上，與二十世紀初確立，以光學原理為依據的「公制」度量衡體系，前後輝映；而她作為衡量糧食等等物質財富的標準器，關係古代中國人國計民生大事。
這件法物是王莽新朝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由王莽國師劉歆等人設計製造的標準量具，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其形制採用古制「參天兩地」（古文字參、叄通用）格局，器身主體上部為「斛」，下部為「斗」，左耳「升」，右耳上「合」、下「龠」。器身和兩耳的外表，共有銘文二百四十九字。其中器身外壁正面有八十一字總銘：
「黃帝初祖，德幣（同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幣于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據土德受，正號既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沉。初班（頒）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
這段銘文明確指出，嘉量的製作原理，依據的是黃帝以來「同律度量衡」、以黃鐘為本的度量衡科學體系。至於說黃帝是人文初祖，傳於虞舜；虞舜作為明德始祖，傳於王莽建立的新朝等，主要是標榜其合理性。背面分別刻斛、斗、升、合、龠量之徑、深和容積。一器之上不但可以直接測得各個容量單位的量值，而且可以通過對徑、深各個部位的測量，得到精確的計算容積，從而推算出當時的標準尺度。由「其重二鈞」，稱其總重，還可以得到當時重量與今天重量的對應關係。
黃鐘體系，科學前衛
新莽嘉量五件量具中最小、最基礎的龠，外壁銘文最後一句是：「容如黃鐘。」即龠的容積與黃鐘律管的容積相同。這是解讀嘉量代表的黃鐘科學體系的入門。
據《史記》《漢書》等史書記載，在遠古的時候，黃帝命令一個叫伶倫的人，到大夏之西、昆侖山之陰，一個叫嶰谷的地方，砍取空竅、厚薄均勻的竹子，製成竹管，作為黃鐘，後來也稱之為黃鐘律管。黃鐘，就是黃帝之鐘。這枚黃鐘，長九寸（九十分），周長九分，累積八百一十分。為使這種長度標準經久不變，確定以中等大小的黍子為準，累積黍子九粒，即為九分，九十粒即為九十分。黃鐘是以音律為基礎，融度、量、衡為一體的文化與科學器物，開了我國《尚書》記載以來「同律度量衡」制度的先河。簡單說，中國古代度量衡標準，都是由黃鐘律管生成的。
從漢代起，嘉量分為五個單位，即「五量」，從大到小為斛、斗、升、合、龠。龠為基礎。龠「容如黃鐘」，是說龠的容積，與黃鐘律管的容積完全相同。兩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
黃鐘律管長九寸，長度方面以此為標準，產生十寸，就是一律尺。律尺最精密，除用於音律，還用於天文觀測。由律尺產生營造尺、裁尺。清代三種尺度換算值為：一律尺等於○點八一營造尺等於○點七二九裁尺。營造尺應用範圍最廣，包括建築工程、土地丈量及其他尺度計量。清朝末年對外交往日益增多，工商部頒布了清營造尺與萬國公尺對照的尺子，一營造尺為三十二公分（厘米）。裁尺用於服裝製作。至今民間收藏的清代尺子，大多屬裁尺，長度基本與史書記載相同或相近。
衡以黃鐘為標準，是以一立方營造寸的金屬的重量，作為重量標準，確定衡器標準。清代乾隆時分鑄赤金、白金、紅銅、黃銅、黑鉛、倭鉛為一立方營造寸的正方體，作為「准」，其重量分別為十六點八兩、九兩、七點五兩、六點八兩、九點九三兩、六兩。按照「准」（標準），用黃銅製造不同重量的「權」，也就是秤砣，頒行全國。古代還有一套重量單位至今在香港等地使用：以一龠即一黃鐘律管黍子，為十二銖，兩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即一百二十斤為一石。
「同律度量衡」，聲共振實驗
古代中國是世界上音樂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代表世界律制發達水平的「三分損益律」，就是以黃鐘為基礎，形成十二階音高，稱為「十二律呂」。
取與黃鐘律管管壁、口徑均一致的竹管，依據「三分損益」法，分別換算出其他十一律的長度。三分損益分「三分損一」和「三分益一」。管長者音低，管短者音高。三分損一：將九寸的黃鐘律管分成三等份，去其最下一等份，新律管為原有管長之三分之二，就是六寸，這是「林鐘」，低音生高音為「下生」。接着三分益一「上生」，林鐘上生「太簇」，太簇律管長為六寸的三分之四，即八寸。其餘各律循此輾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其中大呂生夷則時用上生），共十二律。
這套律管製成後，再按相同標準製作若干套，拿到叫作「緹室」或「候氣堂」的專門實驗室裏，將管中撒上蘆膜燃燒後的灰末，鼓吹標準律管，若其他律管發生共振，管中蘆灰自會出現一定的渦紋，說明與對應的標準律管完全相同，就可作為新的律管。這既是音律實驗，也是物理實驗。明清的氣候氣堂在環境清幽的中南海西岸。清代於十二正律基礎上，又增加為十六律。
故宮藏有清代律管一套十二支，就是清代各種樂器賴之定音的標準律管。乾隆時期製造的十六枚金編鐘和十六枚玉編磬，就是根據這套律管來確定音高的。乾隆金編鐘外形大小一致，以鐘壁厚度的不同，來製造不同的音高效果，比以往朝代（例如湖北曾侯乙墓編鐘）大小不一的排列，就更為美觀。編磬也是這樣，大小相同，而厚度不同。
國際社會至二十世紀初，以光學原理確立了「公制」計量科學體系。其基礎是，以光速的三億分之一為長度一米。一立方米的純淨水為一噸，也是一千公斤；一立方分米純淨水，為容積一公升，重量一公斤。我們中華民族一向採用的，以聲共振原理為依據的「同律度量衡」體系，其科學性與此完全一致，但起碼早了兩千年以上。
祖沖之精益求精，催生精準圓周率
西漢末年，王莽利用主持朝政機會，為「篡漢」進行思想輿論準備，其中一項就是託古改制，標榜撥亂反正。他徵集當時學識淵博、通曉天文樂律的學者百餘人，在着名律曆學家劉歆主持下，系統考證了歷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一是建立了我國古代最系統、最權威的度量衡學說，這一學說主要內容被收入《漢書．律曆志》，成為歷代考訂度量衡制度的理論依據；二是監製了一批度量衡標準器，為推廣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實物依據。根據新莽嘉量銘文，可以推算出當時所用圓周率為三點一五四七，比《周髀算經》「徑一而周三」精確了一大截。
新莽嘉量為後代提供了漢代度量衡單位量制的實物標準，歷代都對其加以研究借鑒。三國魏時，數學家劉徽以魏尺測量新莽嘉量，測得斛深九寸五分五厘，斛內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西晉律曆學家荀勗為調準音律，於泰始十年（二七四年）考校新莽嘉量等古器物，造出了荀勗律尺，確定與劉歆銅尺同長，又稱晉前尺。唐初官修《隋書．律曆志》等書記載，南朝齊時祖沖之根據新莽嘉量銘文及《漢書．律曆志》的記載，對新莽嘉量直徑與圓周的關係進行考校，推算出圓周率的精確值，介於三點一四一五九二六與三點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間。他成為世界上第一位把圓周率準確數值，推算到小數點後第七位的人，比歐洲人早一千一百年。
古物重光，其命維新
王莽製造這些標準量具，是要頒行天下，令全國各地遵照執行（「初班天下，萬國永遵」），而且要「子子孫孫，享傳億年」。直到兩千年後，各地還不斷發現其副本。例如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山西河東某縣，出土新莽嘉量的斛量殘件，現藏國家博物館；一九二六年甘肅定西秤鉤驛，出土的一套新莽權衡標準器。
後來歷史的確也是按照王莽的期望發展的。魏晉數學家劉徽注《九章算術》，多次提到晉武庫藏新莽嘉量的銅斛，自己還親手做過測量。唐代顏師古《漢書注》稱魏晉尚方（署）有新莽嘉量的銅斛。前秦建元十六年（三八○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正是「王莽時物」（南北朝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唐代戶部尚書張文收製造大唐嘉量，仿王莽嘉量「參天兩地」布局，而推出方形造型。宋代司馬光和范鎮討論新莽嘉量實物遺存問題。到了清代的乾隆初年，新莽嘉量終於在清宮府庫中重現。九年（一七四四年），乾隆帝命分別仿新莽嘉量和唐張文收嘉量，鑄造了圓、方兩種造型的嘉量，分別陳放在乾清宮丹陛上和太和殿丹陛上，以示其莊嚴神聖。為表明清代嘉量繼承了「同律度量衡」的古制，乾隆皇帝專門在嘉量銘文中指出：「遵鐘（即黃鐘）得度，率度量成」，並在《大清會典》上明確規定：龠「合（合乎）黃鐘焉」。
自從四千年前大禹鑄九鼎以象天下九州，以鼎為代表的經典性金石書畫、圖書典籍，一直是統治者法統的象徵。如劉邦攻下秦朝京城咸陽，當即「封府庫」。金人攻下宋朝京城汴梁，當即把宋徽宗的國寶寶庫宣和殿裏的圖籍、書畫拉回中都城（今北京）。金朝滅亡，元人又將金朝上述寶物移藏禁內奎章閣。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將軍徐達攻下元大都城，也是隨即「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等」，分批運往首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又將這批寶物運回北京紫禁城，到清朝乾隆時大臣們檢查內閣大庫，發現裏面的圖書還有打着當初徐達的封條的。筆者推測，新莽嘉量也是由宋金元明清內府一路傳下來。因為其自身高度科學性，古物重光，其命維新。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