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二○一二年三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與《明報月刊》聯合舉辦座談會，推動地方志工程 劉蜀永供圖

　　二○一七年尾，距離二○○四年在嶺南大學舉行的本地學術界推動香港修志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已經過去十三年，遵循「政府支持，學者主修，社會參與」的模式，香港修志卻仍未走出實質性的第一步。問題究竟出在何處？當前準備工作進度如何？有無可借鑒的修志模式？修志人員對未來有何期許？一眾修志人士雖面臨資金困頓，卻不言放棄。如今他們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支持充滿期望，相信香港修地方志「臨門一腳」問題有望解決。

　　大公報記者 王豐鈴 劉毅

　　地方志傳統是官修，由於「一國兩制」的緣故，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香港修志採取「政府支持，學者主修，社會參與」的模式。而內地與台灣皆沿襲中國修志傳統，以立法的形式分別制定了有關修志工作的法規和辦法，大陸為《地方志工作條例》，且內地各省（市、自治區）的修志工作由地方志機構組織實施，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台灣省為《地方志書纂修辦法》，設有專門的修志機構，並確定編纂周期為二十年一次。在修志模式、志書結構及材料準備等方面，均有可供香港借鑒之處。　　

　　籌募資金杯水車薪

　　「香港地方志工程」於二○○七年宣布啟動，計劃編修的《香港通志》為五十五卷，分為地理志、政治志、經濟志、社會志、文化志、人物志、大事記、傳記等八個部分，約二百五十個課題單元，跨度從香港遠古時期至公元一九九七年。全書字數預計約一千萬字，分為十冊出版。

　　然而，自第一次「香港地方志座談會」算起，如今已過去十三年，《香港通志》尚未出版一冊，「前期準備還差得遠。」香港地方志辦公室研究主任姜耀麟透露，地方志計劃中的五十五個分卷，在現有資料中，人物志部分搜集較充分，但其他如經濟卷由於行業繁雜，資料零碎，加之不少行業已經消失，以目前人手來說，搜集準備工作尤為困難。

　　記者經調查了解到，目前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在職人員除主任劉智鵬、副主任劉蜀永外，共十四人，以三十歲以下青年研究人員為主。十四人加上劉蜀永均隸屬於香港地方志辦公室，該機構不屬於嶺南大學，而直接隸屬於香港地方志基金會，自負盈虧。

　　由於資金嚴重不足，團隊成員流動性大。作為最早加入地方志辦公室的成員，研究主任黃君健清楚這十年間修志團隊人員的流變動——最初只有三、四位，到二○一五年拿到賽馬會項目後才增加至現在的規模，其間曾一度縮減到只有他一人。

　　香港地方志基金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以近幾年親身經歷，詳述香港修志艱難程度：「基金會主要任務是籌措經費，以收集香港歷史資料，編寫本地方志，並開展香港歷史的普及及推廣工作，為修志做好萬全準備。然而，很多時候都會陷於左支右絀的尷尬處境，就要找尋一些商業贊助，但與龐大的修志工程相比，所籌募資金實屬杯水車薪，不足以支持工作運行。」不僅如此，民政事務局某工作人員以「並非本局負責範疇，請撥打1823。」回應記者對香港修志查詢，香港方志編修景況由此可見一二。

　　「資金是最大阻力。」劉蜀永亦表示：「香港地方志辦公室的經費一部分來自香港熱心人士的贊助，『化緣』式的贊助主要靠劉智鵬教授四處籌措。另一部分則來自大小課題項目，目前完成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與此相關，包括為民航局、消防處、海事處等特區政府部門編寫機構歷史（出版《天空下的傳奇：從啟德到赤鱲角》、《香港消防處發展史1868-2015》等書），以及當前賽馬會贊助的中學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編寫等。」

　　面對重重困局，與最初預計的二億五千萬港幣資金也相去甚遠，地方志辦公室只好一邊做項目維持機構運營，一邊收集資料做地方志編前準備工作，編寫出版香港地方史志書籍逾三十種，涉及通史性著作、香港概況、日軍在港罪行、地區史研究、村志等，《蓮麻坑村志》即是其中之一。過去十餘年，香港修志團隊為修志作了大量準備工作，擬定了詳細的編寫篇目和參考書目，聯繫了許多願意參與志書編修的香港學者，培養了一批年輕的修志人員，現在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旦經費落實，《香港通志》的編修即可全面啟動。

　　其實，香港地方志基金會在過往有一個令計劃啟動的機會，劉智鵬憶述當年境況：「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香港地方志基金會通過《成立香港地方志資源中心建議書》，這個中心任務是收集香港歷史資料，編寫香港地方志，並開展相關推廣工作。通過當天即送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次日她就對建議書做出正面回應。最終卻由於特區政府內部對此事意見分歧，令計劃胎死腹中。」

　　作好準備等待時機

　　對於香港地方史志的研究，香港各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有較多關注與探討。香港天地圖書總編輯、今次編校出版《新安縣志》的孫立川表示：「《新安縣志》作為一部地方志，編修時是由政府牽頭、鄉紳贊助。港府也可考慮參考此做法，發起編修地方志。」

　　劉智鵬提及香港修志模式時進一步闡釋：「特區政府給予修志不僅是口頭上，而需要實際的支持，比如協助籌措經費，提供政府部門的資料和借出修志場所等等。學者主修是指由愛國愛港的香港學者主持修志，他們在香港地方志基金會指導下開展工作，享有較多的學術自由，也承擔相應的憲制責任和社會責任。社會參與是指爭取香港市民和社會團體廣泛參與，提供經費、資料和建議，以提升志書的認受性。」

　　香港修志路漫漫，回到一切的緣起，相關參與者的初衷是什麼？孫立川說，校正重刊《新安縣志》是他對這片土地的拳拳之心，只想為香港做多點事，留住客觀存在過的史實。二十九歲的姜耀麟說，當初辭職後加入修志團隊，出於對歷史研究的興趣，七年間，從對「地方志」概念零認識到對香港多區的歷史都有更深入的了解。黃君健說：「時下，或許很多人並不了解何謂香港地方志，然而引用劉智鵬的概念為『香港的百科全書』，若能成功編修，對香港而言是一件好事，這也是我們從事這項工作的初衷。」

　　他又對比十年前香港史的研究氣氛，認為目前社會上的日益增長的實際需求為地方志編修帶來機會——二○一五年後香港史課題研究激增；多家企業正在製作回歸二十周年發展史冊；項目本身的成果展示日趨多元化，需要團隊製作。

　　劉蜀永也認為：「目前是落實香港修志最好的時機。首先，無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從香港社會層面，大家對在香港加強歷史教育都比過去更為重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指出『國家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宣傳教育有待加強』。所以，我們覺得找到了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待地方志——可以從認識自己生活的環境開始，從香港本地的歷史發展去認識與國家的關係，也更容易讓香港青年理解和接受。」

　　「我們現在尚缺臨門一腳。」劉蜀永多次提及此句。當年林鄭月娥對建議書的積極回應，令他充滿信心，「我希望《香港通志》可以在新一屆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支持下，能盡快全面啟動編修工作。」

　　黃君健亦說：「我不需要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前途有嗎？我相信比以前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