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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籲盡早編修香港方志

時間:2017-12-28 03:15:46來源:大公網

  圖:香港編修地方志,有助於留存昔日市民生活,圖為一九六七年鵝頸街市   劉蜀永供圖

  今年七月,清嘉慶《新安縣志》由香港中華書局重刊發行,受到學術界重視。於此同時,本港著名作家葉靈鳳記載本地風物的《香港方物志(彩圖版)》也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發行,這兩本看似無關聯的書籍卻均屬本港「方志」一部分。現時中國只有香港和澳門尚未編修地方志。緣何如此?今日起,本報一連兩期刊發「香港方志編修」系列,專訪香港地方志辦公室負責人和學界、教育界、出版界等相關人士,從《新安縣志》說起,探討香港修志意義,以及這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重要文化工程,為何在香港舉步維艱?

  大公報記者 劉毅 王豐鈴

  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蜀永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介紹,地方志的定義,業界較普遍認同的說法,是分門別類、系統記述一個地方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著述。地方志涵蓋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人物、典籍、重大事件等多方面的資料,既是香港的「地方百科全書」,也承載香港人的集體記憶。香港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更補充表示:「地方志是中國獨有的文化產品,並不見於世界其他文化體系。」

  《新安縣志》與港密切

  縱觀中國歷史,涉及香港的地方志有《廣州府志》、《廣東通志》、《新安縣志》等,其中又以《新安縣志》與本港關係最為密切。記者曾走訪位於灣仔莊士敦道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見到負責校註清嘉慶二十四年版《新安縣志》的天地圖書總編輯孫立川,他拿出全套線裝版《新安縣志》指出,新安縣設立於明朝萬曆年間,歷史上的香港與深圳都屬新安縣一部分。縣城設立後,明、清兩代共修志六次,現存版本有兩個,分別為康熙版和嘉慶版,「今日重刊發行的《新安縣志》為嘉慶二十四年版,此版問世二十餘年後,香港即被英國佔領。」

  如今,提起香港地方志,或是香港史,人們往往不知從何談起。劉蜀永認為,《新安縣志》可以作為現代香港地方志的文化源頭,以及編修地方志時的重要歷史文獻。縱使滄海桑田,但此方志卻保留當時的地理地貌、風俗習慣。孫立川接受訪問時指着窗外說:「以前這外面是一片海洋,如果想要知道一個地方的過往種種,就要從方志中找尋,單單看史書,不足以了解地方全貌。」

  劉蜀永也認為,傳統地方志的作用在於「資政、存史、教化」,主要是為地方行政管理服務。地方志以當地人記述當地的人、事、地、物,保留了大量不載於中國歷史的地方資料,對今天的地方史的研究提供很大的幫助。他補充道:「《新安縣志》是研究古代香港的重要文獻。」

  翻看《新安縣志》,不難發現香港村、青衣、芒角村(今旺角)等地名,「從中可見香港與深圳的聯繫。香港與深圳,明清兩代都屬廣東省新安縣,如果香港沒有被英國佔領,相信新安縣這個地理概念會沿用至今。」孫立川表示。他又以十年間編纂、校正《新安縣志》的體會進一步闡釋:「為何今天的香港英文稱作Hong Kong?我想當年英國人登陸的地方就是書中提及的香港村,英國人詢問當地人此為何地,當地人就用客家話回答,聽上去就是Hong Kong的發音。」

  面對香港社會有個別學者鼓吹本地分裂史觀,曲解香港歷史,說「香港人自古以來就和中國人不是一回事。」劉蜀永感到十分痛心:「修地方志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文化回歸工程,有助香港市民。特別年輕一代,了解內地與香港的緊密聯繫,加強國家認同,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編修港志時不我與

  假如現在要編修香港地方志,應從何獲取研究資料?劉蜀永說,編修地方志所需可從考古發掘、歷史檔案和「口述歷史」獲得,然而香港至今未有《檔案法》,檔案資料有流失可能,再加上「口述歷史」的老友記均已屆高齡,近幾年更相繼與世長辭,「『口述歷史』的記錄需要與時間賽跑,早期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正在逐年銳減,搶救工作幾乎是爭分奪秒,這也是香港修地方志須從此時啟動的原因所在,待當年事件見證者逐一離開,我們又該去何處找尋史料以完善修志?正如劉智鵬主編《日軍在港戰爭罪行》那本書還沒做完,過了一年,有的受訪者就去世了。很多老人家都有同樣的情況。」劉蜀永不無感慨。

  劉蜀永續稱:「地方志是一個古已有之的概念,明清時代差不多每一個縣都會修地方志。作為當年新安縣一部分的深圳已編出《深圳市志》,如果當年新安縣另一部分的香港也能編出地方志,《新安縣志》就完成了它現代化的華麗轉身。」劉智鵬亦表示贊成,每個地方都應有它的地方志,而地方志之於今日香港,還有其現實意義:「今天發生在香港各方面的事都有它的過去和來由,比如房屋問題、土地問題,不掌握來由只討論現在,未必能抓住問題的核心、有效解決問題。而歷史上的處理方式,也能給今天一定的啟發價值。」

  地方志主張述而不論,強調資料性,純是一個地方的真相記錄。「反觀過往,英國人不會幫助港人修地方志,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時不我待,毫無疑問是修志的關鍵時期。」記者雖為分別專訪劉蜀永和孫立川,但二人卻發出同樣的感慨。劉蜀永更在專訪尾聲時表示:「修地方志,會讓我們知曉自己是誰,究竟從何而來?沒有地方志,如同丟失了一座城池的記憶,也讓昔日的民俗風情、文化人物、重要事件等,終將隨時間流逝而淹沒於泥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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