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發來微信，問我們的老同學秦漢章是否還在上海。我只好如實告訴她，秦漢章已去世多年。我有些詫異，女兒怎麼還記得他，而且名字三個字記得很準確，遂問她是怎麼回事。她說小時候，有一天她回家，看到一個人留下的字條，可能是找您沒找到留下的，字跡十分工整，落款「秦漢章」三個字印象很深。女兒的一番話，引起我對這位老同學的回憶。

　　秦漢章是六十三年前我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他來自上海，學習刻苦，為人耿直，一段時間還擔任過團支部書記。他有一位女友，在北京另一所大學讀書，每到周末來找他。我們偶爾也見過，是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身着紅色連衣裙。據說他們中學時就是同學。

　　大學四年，平安無事，但到畢業的一九五八年夏天，趕上「反右」運動，事情發生突變。不知秦漢章何時說過，《人民日報》登的消息也不一定可信，被「反右」領導小組抓住，他遂被劃為「右派」，他與女友的關係也因此斷絕。畢業時他被分配到吉林省某地一所小學，為孩子們搖鈴上下課，與他所學的專業完全不對口，而且生活十分艱苦。聽說直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因健康原因返回了上海。

　　秦漢章來家找我，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他在家沒有找到，又找到機關來，我們終於見了面。他仍然比較削瘦，但穿戴乾乾淨淨，只是多年的風風雨雨，使他老了不少。暢敘別情，心情難以平靜。離開時，他留下了北京臨時住處的電話。

　　當時我們只住一間房，不過十八平米，吃飯、睡覺全在裏面。而且女兒已經十幾歲，還和我們住在一個房間。儘管如此，出於同學四年的情誼和對他遭遇的同情，我們還是決定請他到家裏來，一起吃個飯。當時不像現在，到處是餐館，各地風味都有，隨便找一家就可以，而那時只能在家裏做，家裏吃。

　　按約定的時間，秦漢章來到我們家，還帶來他的太太，是一位上海人，年近四十。因為他的遭遇，直到返回上海，他還沒有成家，又過了幾年，才結識這位太太，結束了單身生活。那天粗茶淡飯，我們邊吃邊聊，幾乎忘記時間，一直談得很晚，雖有欣喜，但多數是苦澀的回憶。特別令我們不安的是，秦漢章告訴我們，他結婚前就患了癌症，他的太太也是癌症患者，兩人決定同生死共命運才結婚。我們聽後十分感動，祝他們夫婦早日康複，生活幸福美滿。記憶中，這是我們在這間窄窄憋憋的小屋裏有數請客的一次。

　　我們在上海還有幾位同班同學，後來傳來消息，說秦漢章不幸患病去世。算來他那時不過五十出頭。現在又過了三十年，我們一直沒有忘記他。女兒發來的一個微信，引起我們對他的思念。人生坎坷，難以預測。像這樣的事，今後不會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