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清人繪畫《多鐸得勝圖》軸，描繪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揮軍攻克南京情形
清朝康熙、乾隆祖孫兩代皇帝，在位各六十多年期間，分別舉行了六次「南巡」。在不少讀史者眼裏，所謂「南巡」，遊山玩水成分居多。但深入研究可以發現，這十二次南巡，促進國家經濟建設是最基本目的，包括視察治理黃河、淮河，巡視浙東海寧等處海塘堤防等等，保證農業生產。第二次南巡中發現宋版印刷品《耕織圖詩》，命宮廷畫家焦秉貞繪製清代《耕織圖》，印行全國，推廣農業生產技術。筆者一直認為，明清兩朝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上，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地方，那就是軍事上鞏固以北京為首的北方地區為國家政治中心，經濟上保護和發展以南京為首的江南地區為國家經濟中心。康熙、乾隆南巡目的地江南地區，是國家經濟命脈所繫，「蘇湖熟，天下足。」江南農業生產若出現問題或存在隱患，就不但直接影響國家糧食戰略安全，而且一旦影響到運往北方的「漕糧」（當時官員們的俸祿包括實物米糧），甚至連官員們的工資都成問題。除此，再揆諸南巡過程中所作所為，南巡用意就昭然若揭了。現存故宮博物院等處的《康熙南巡圖》卷，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形象化歷史資料，說明康熙「南巡」一個突出意圖，就是緩解乃至消除清兵下江南以來，造成的尖銳激烈的民族矛盾、刻骨銘心的民族仇恨。
南巡北守 各補短板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淮右布衣」，中國經濟中心江淮地區（廣義指長江中下游地區）士大夫、老百姓，對其統治的認受性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永樂遷都北京，實行「天子守邊」，一門心思應對北方蒙古餘部威脅，修長城、固邊防，採取一系列措施「補短板」，直至數次御駕親征塞北，維護國家政治中心安全。後來「倭寇」騷擾、劫掠東南沿海，威脅國家經濟中心的安全，於是明朝持續展開「抗倭」戰爭。
進入清朝，令明朝頭疼的「南倭北虜」終於不復存在了。因為清朝統治者身為北方少數民族，比較容易處理與各少數民族的關係，尤其是在入關之前，已經與除西北准格爾部之外的蒙古族各主要部落，建立起同盟關係。正如乾隆帝所言，北方蒙古各部就是清朝的長城。但清朝的「短板」在江南經濟中心。清朝統治者出身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直到攝政王多爾袞去世的順治七年（一六五○年），清軍在攻佔中原、尤其是南方地區過程中，發生了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為代表的大規模屠城暴行，對漢族等廣大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在這場浩劫之中，中華傳統文化也遭到嚴重破壞，江南知識分子也遭遇了空前災難。這些歷史包袱，留給了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清除鰲拜、掌握了國家最高統治權的少年天子康熙帝。通過「南巡」直接面對中原特別是江南士民，就成為施政重點。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持續八年之久的「三藩叛亂」終於平定；同年，清軍進取台灣，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完全收復台灣。至此清朝基本實現了國家統一，開始進入發展繁榮的中期。這時，清代統治者可以聚精會神處理江南問題，集中更多精力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充實國家實力。康熙「南巡」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宮廷繪畫 政治信號
康熙第一次南巡，就是收復台灣的次年即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第二次，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第三次，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第四次，四十二年（一七○三年）；第五次，四十四年（一七○五年）；第六次，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六次南巡，只有第二次留下了形象紀錄，這就是著名的《康熙南巡圖》卷。
《康熙南巡圖》由清代正統繪畫的開創者─「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中，當時健在而且藝術造詣臻於爐火純青境界的王翬，率領其弟子楊晉及宮廷畫師們繪製。全部畫卷由王翬總體設計，先繪製草稿，呈報康熙帝御覽審批之後，王翬再「口講指授」，示範教導，弟子們分段繪製，用了六年時間才完成。為褒獎王翬的藝術創作，康熙帝親筆書寫「山水清暉」匾額賞賜給他，稱讚他是「德藝雙馨」的藝術家。「四王」都是江南蘇州一帶藝術家，又稱「江左四王」。請他們承擔這樣的政治任務，而且將他們的畫風作為清朝的正統畫風，本身都釋放一種政治信號，拉近清朝統治者與江南社會精英的關係。
此組圖共十二卷，絹本，設色，每一卷都是縱六十七點八厘米，長度則不完全一致。最長的達二十六米以上，最短的也有十五米以上。這些畫卷一直收藏在北京西苑中、南、北三海和圓明園等皇家園林裏，近代以來歷經英法聯軍劫掠並縱火焚毀西郊清代皇家「三山五園」，「八國聯軍」劫掠北京城等等劫難，這十二卷的鴻篇巨著已經四散飄零。其中故宮博物院藏有第一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為最多；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及加拿大私人收藏家都有收藏；第五、六、八卷下落不明。
五謁孝陵 執晚輩禮
「反清復明」是當時民間強烈呼聲。要實現民族和解，首先是與自己的對手和解。因此，康熙帝六次南巡，有五次是一到南京，就親自拜謁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
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時，十一月初一日駕至江寧，先派內閣學士席爾達前往明孝陵致祭，然後於次日親率百官，前往拜祭，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大禮。康熙帝還寫下《御製過金陵論》，充分肯定明太祖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要求地方官保護陵區。康熙帝以超常的禮節表示對前朝開國皇帝的特殊禮遇，漢人深受觸動，明的遺民有的感動得流淚，據記載圍觀者達幾萬人。
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康熙皇帝就起駕展開第二次南巡，至三月十九日回鑾北京，歷時七十一天。《康熙南巡圖》第十卷描繪這次南巡在南京城的活動，畫卷全長二十五點五九米。畫中描繪進城次日，親詣孝陵祭拜的情景。和前一次一樣，他把祭奠明孝陵作為南巡的重頭戲，舉行最高規格的陵祭典禮，並查看陵區保護情況，指示地方官員嚴加守衛。
參拜闕里 執弟子禮
第三次南巡時，除親祭孝陵，還發出御書「治隆唐宋」四大字黃綾一幅，命隨行大臣送到孝陵大殿，上香行禮，獻給明太祖。第四、五次南巡也親謁明孝陵，乘坐步輦，由東石橋進入陵園內，在孝陵大門外下輦，不走中門，而是從東門進入陵前大享殿行三拜九叩大禮。這表示，他是把自己當成明太祖的晚輩同事，來對待明太祖的。
康熙第一次南巡正值甲子年，國家初步實現安定統一，於是仿效歷代帝王「封禪泰山」的慣例，去山東東嶽泰山舉行了盛大典禮。然後前往曲阜孔夫子故里「闕里」，行最隆重的「釋奠」禮。「釋奠」，好比儒生們入門拜祭祖師爺的典禮。他指示內閣說：闕里是聖人故鄉，到達那裏之後，既要舉行拜祭大典，還要發表學習經書心得體會的演講，向全天下人弘揚孔夫子的光輝思想。
翌日，康熙帝親赴孔廟，至大成殿前，向孔子行三跪九叩禮。又特書「萬世師表」四字，命令製作御匾，懸掛在大成殿裏，表達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接着來到孔夫子陵墓─孔林，在陵前洙泗橋下馬，步行至孔墓前，跪奠酒三爵，以儒家弟子之禮，向孔夫子致敬。這表示清代皇帝歸依並繼承了中華文化的「道統」。
恭謁禹陵 行子孫禮
《康熙南巡圖》第九卷，描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第二次南巡到達浙江杭州以後，渡錢塘江，經過蕭山縣，抵達紹興府會稽山麓，率領扈從南巡的官員們拜祭大禹陵的情景。一到杭州，他就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說：「到了浙江，禹陵在望。大禹功高千古，德垂萬世。我一定要恭恭敬敬前往祭拜，以表企慕之情。」為表鄭重，指示大臣們認真研究、安排行禮禮節，指出：「堯、舜、禹、湯，都是前代聖君，與明太祖又有不同，自己必須直接前往祭拜。祭文裏的獻禮人不必避自己的名諱，要直呼其名。」在封建社會，當今皇上的名字是「御諱」，只有皇帝到天壇祭天，因為自己身為「天子」─天帝的兒子，到太廟祭祖時，因為自己是廟裏歷代神主的子孫，在祭文（專業術語「祝版」）裏才具名。但「讀祝官」因怕得罪皇上，往往含糊帶過。乾隆皇帝為此專門批評說：「父前子名，有什麼可顧忌的？」這項安排說明，康熙皇帝是把自己當作上古聖君堯、舜、禹、湯的子孫後代，以歷代帝王「法統」傳人的身份，恭行祭奠。二月十四日，康熙皇帝親撰祭文，在凌晨時刻，前往禹陵致祭，率扈從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禮。祭文特別指出，禹帝開啟了古代帝王的圖譜，而自己正是繼承了這一千古帝系。
這幅畫卷為謁陵這一主題做了大幅渲染。自右往左，有綿延百餘里的崗巒，波濤起伏、煙波浩渺的錢塘江。康熙帝謁祭大禹陵的莊嚴場面，是這一卷的壓軸，出現在畫卷最後部。此處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山間祥雲繚繞，瑞鶴翔集，飛瀑直下。大禹陵背依青山，松柏森森。從欞星門前到大享殿，三進院落、四個單元，井然有序，莊嚴肅穆。陵園殿宇、門樓都是黑瓦、紅牆、紅柱，建築簷下是青綠色調為主的彩畫，華貴而質樸。殿庭之中，蒼松翠柏，象徵着炎黃子孫千秋萬代。陵區景象的描繪看似平常，但在在顯示出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特殊魅力。
就在這莊嚴肅穆的氛圍裏，陵園圍牆外，黃羅傘下，走來身着藍色袍服的康熙皇帝。他的身後是御前護衛，前方道路右側是身穿各色服裝的百姓，陵門外高地上則是地方官員和隨行官員；陵園圍牆以內，則只有負責導引、司儀的官員，顯示了對典禮的高度重視。皇帝着青色沒有紋飾的「端罩」，只在祭天大典等極莊嚴的場合如此，是在明黃色龍袍朝服之上，加穿青色「袞服」，表示不敢在老天爺跟前擺闊。康熙帝以類似祭天的服裝謁大禹陵，反映了他極端恭敬、畏懼的心情。這也可以說是統治的藝術。青色、無紋飾表達莊重，現代社會男士們在出席重要典禮時穿藏藍色毛料西裝，與此一脈相承。
祭祀之後，為大禹廟題詞：「地平天成」，稱讚大禹效法天地之心，治理得天下太平，為萬世統治者開創了政治準則。題寫對聯：「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說祖國山山水水都銘記着禹帝的文明道德，禹帝的光輝思想啟迪着千秋萬代中華兒女。接着考察當地後又指出，江南、浙江是人文薈萃之地，讀書人多，國學招生要考慮具體情況，加大給兩地的名額，鼓勵大家發奮讀書。
揚州之行 致歉之旅
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由豫親王多鐸指揮製造的那場一連十天的揚州大屠殺，殺人八十多萬。康熙首次南巡時採取了迴避，有意繞過了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這坐南北、東西交通大動脈的樞紐城市。但是，歷史不能永遠迴避。大屠殺四十四年後的第二次南巡，康熙帝選擇了直面這場慘絕人寰的慘劇。在當時，皇帝親自前來，顯然不是耀武揚威，而是安撫、和解的表示。三月初一日，御舟自江寧府啟行，初四日駕至揚州，第一次踏進揚州城。對照《康熙南巡圖》畫面和《康熙起居注》文字記載，當天他駐蹕在揚州府東門外，城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及士子、民眾接受了他的善意，人們到皇上乘坐的龍船前看望他，還在龍船停泊處歡聚一堂，而且誠懇挽留他多住幾天。
通過與江南人民直接接觸，以往的民族仇恨得到一定程度緩解。康熙皇帝還幾次特開「博學鴻詞」科，在正常的每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之外，為這裏的士子格外舉行科考，擇優錄用，表示致歉補過之意。這些努力獲得回報。正如金庸先生《鹿鼎記》裏所說：人們逐漸認同這位最高統治者，「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