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學者閻雲翔目前長期在美任教\網絡圖片

　　近代以來，華人學者的中國研究，構成一種頗有意思的文化現象。相比於西方學者，他們沒有語言的障礙，更少了文化的隔閡，對中國問題之情境多一份熟稔，對解決這些問題也更有內心關切，加上受過規範的現代學術訓練，熔鑄成獨特的文化體悟能力，常能洞察那些無法訴諸文字，甚至無法形諸語言的「默會的知識」，作出獨到的剖析。閱讀他們的論述，收穫學術智慧的同時，往往有會心之感。\尼三

　　著名人類學家閻雲翔的青少年時期在內地度過，後赴美師從著名學者張光直，又長期在美任教。據我所見，其著作中文出版者有三，即《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和《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三書的主題均關乎當代中國人的情感、家庭及人際網絡等，研究方法上又有共通之處，因此，我將其合稱為「閻氏三書」。

　　生活過程的「深度描繪」

　　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是完成最早的一本，也是三書中「學院味兒」最濃的。在「導論」中，閻雲翔指出了「禮物」在人類學中的意義。禮物饋贈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研究禮物交換，提供了一條理解和詮釋既定社會中文化規則及社會結構的路徑。在人類學史上，布洛尼斯洛．馬林諾夫斯基、馬歇爾．莫斯、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馬歇爾．薩林斯等名家對此已作了不少經典論述，包括亞洲的印度、日本，以及非洲等地在內的全球許多地方的禮物，也都已成為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即便如此，讀《禮物的流動》一書，依然沒有「崔顥題詩在前頭」之感。這當然與中國的禮物交換具有的獨特文化意蘊有關，也與閻雲翔對禮物交換的真切感受不可分。他坦陳，對禮物理論意義的認識，來自於正規的人類學訓練，但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卻源於青少年的生活經歷。當時，由於父親的政治問題，他們全家被迫從北京遷居父親的老家山東。在那裏，十二歲的閻雲翔看到了一個和城市很不同的禮物交換系統。這也成了他日後留學並以禮物為博士論文題目的「緣起」。一九七一年，他又獨自遷居到那個後來他生活過七年、又多次回去的下岬村，那裏成為他觀察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微觀樣本。

　　我想，人類學家和文藝家其實算近鄰，他們有個共同點，就是與「生活」貼得很近，拒絕抽象概念的演繹。文藝家在生活中提取創作的素材，用藝術形象反映社會。人類學家則把生活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富有學理的「深度描述」。也就是閻雲翔在書中說的，人類學家有一種「常識感」，「更加關注那些乍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常規事件的意義，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個體行動者和具體而又多變的生活過程本身（而不是關於生活中的人與事的種種概念）。」正因如此，我們閱讀林耀華的《金翼》、莊孔韶的《銀翅》等中國人類學經典作品，都能感到中國文化中最真實的東西在書中的浸潤，不由「心有戚戚焉」。《禮物的流動》同樣如此。

　　強調這一點，不意味着該書缺乏理論色彩。相反，《禮物的流動》是一本嚴謹、規範的學術著作，展現出作者深厚的功底。舉一個例子，書的第三章對下岬村的「禮物世界」進行了類別劃分。對此，閻雲翔的訪談對象，也就是下岬村的村民倍感不解，在他們看來「隨禮和母雞下蛋一樣平常」，「這些事情相當複雜，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然而，閻雲翔把「大事」、「小情」這樣充滿鄉土氣息的語言作了學術處理，歸納出禮物饋贈的二十一個類別。儀式場合中的表達性禮物饋贈，也就是所謂「大事」，包括生育慶典（下奶）、流產與婦女絕育、訂婚儀式、婚禮、蓋房、拜壽、喪禮、偶然的慶賀、年度秧歌舞；非儀式性情境中的表達性禮物饋贈，也就是「小情」，包括親戚間的互訪（走親戚）、拜新年和掛線、孝敬禮和壓歲錢、探望病人、日常生活中的食品交換、愛情信物等等。這一禮物分類體系的建立，為後文奠定了基礎。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閻雲翔又探討了禮物饋贈和人際網絡建設的連鎖關係，揭示出在這一網絡在經濟上的互助，饑荒時的保障，以及政治上的保護等下岬村人不可或缺的社會功能。他還關注到等級化的社會關係中禮物的非對稱流動，以及社會變遷對禮物交換模式的衝擊，讓我們透過一張張「禮單」，看到了一個按照自己的理性運轉着的複雜鄉村社會。

　　「個體化」理論看社會變遷

　　在《禮物的流動》中，閻雲翔注意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社會變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在過去四十年，特別是八十年代期間，村民們的私人網絡普遍擴展了，這主要是由於更多的既有社區網絡被吸納到了個人的私人網絡中」。在書結尾處，他寫道：「中國的社會主義在九十年代正經歷它最深刻的轉型，而植根於市場經濟中的新型社會生活已在形成過程當中。」「如果下岬村村民繼續他們在最近幾十年中一直在進行的與外界的互動，禮物交換體系無疑將與關係和人情一起，以某種有趣但難以預料的方式繼續發展變化。」

　　接下來的兩本書裏，閻雲翔作了更加細緻的研究。獲得二○○五年列文森圖書獎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建立在閻雲翔多次返回下岬村田野調查獲得的大量細節之上。他在書中對中國改革年代中家庭的「私人化」趨勢作了深入分析，而且作出了發人警醒的文化批判。他發現，非集體化之後的農村出現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同時，商品經濟和市場化的大潮，則讓消費主義的觀念在農村蔓延。這一切，又因為中國缺乏健全的社會組織而導向了一個更糟糕的結果。因為農民沒有參與政治和公眾生活的足夠渠道，只能閉門家中，對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義盛行等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或曲意逢迎。「最終，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私人領域，他們對群體和其他個人的義務與責任感也就日漸消亡。」我相信，這種狀況，很多經歷了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都能感同身受。閻雲翔的語言則是學術化的，他說，「走出祖蔭的個人似乎並沒有獲得真正獨立、自立、自主的個性。恰恰相反，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許多女青年在贏得婚姻自主權—「自己找婆家」之後，仍然向未來的公婆索取高額彩禮。

　　相較而言，《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的「文學性」更弱一些，這或許和此書是一本論文集有關。但書中提出了更宏闊的問題，用閻雲翔的話說：「本書提供了在激盪的九十年代及其之後的轉型期內個體迅速崛起的素描。」閻雲翔運用「個體化」理論考察中國社會的變遷。

　　閻雲翔指出，在毛澤東時代，貌似個人無法選擇生活或工作之地，但也把人從「個人─祖先」的軸線上抽離出來，個人脫離了祖蔭，被嵌入到「個人─黨和國家」的新軸線上。而這，也是一種「個體化」。在《禮物的流動》中，閻雲翔也指出，由於宗族組織的力量在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後遭到了嚴重毀壞，村民們有了更多的自由來選擇怎樣去構建他們的私人網絡。這樣，志願建構的非親屬聯繫成了個體尋求網絡擴展的新領域，而朋友和同事成了一種新的關係類型。一九七九年以後，私營經濟興起、政治體制改革、權利意識勃興，以及全球化條件下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影響，則使得個體不但從體制中「鬆綁」，而且獲得了一種文化的意義。

　　續寫的意義與可能

　　從《禮物的流動》到《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和《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閻雲翔以下岬村為村口，用學術的方式展示了中國基層社會的人際網絡和社會圖景，及其在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變遷。他充滿理性又不失溫情的筆觸，令人信服地闡明了中國社會「個體化」的情境、歷程及後果。無疑，這是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變局，其影響或許不亞於晚清鎖國狀態之被撞開。但是，閻氏三書更重要的啟示可能還在方法層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讓人看到了續寫三書的契機，這就是互聯網技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再組織化」浪潮。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數據，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七億五千一百萬，佔全球網民總數的五分之一。中國互聯網普及率為54.3%，超過全球平均水平4.6%。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七億二千四百萬人，較二○一六年底增加二千八百三十萬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由二○一六年底的95.1%提升至96.3%，手機上網比例持續提升。這既激發了人們「組織起來」的願望，又降低了人們「自我組織」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龐大的網民群體，都經歷了閻雲翔所說的「個體化」歷程。新中國成立後，建立起了「單位制」，市場化改革又讓中國人從單位中游離出來，由此產生如原子裂變般的偉力。而在「單位」式微、「個體」張揚的今天，中國人又在經歷原子聚變式的再組織化，其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來自互聯網。哲學家張世英用「萬有相通」來描述今天的時代。誠然，隨着互聯網對人們生活的影響越來越深刻，個體化的中國人都作為互聯網上的一個節點而存在，也因此獲得了一種新時代的「組織身份」。於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圖景中，活躍着大量自發形成、因網而聚的組織，人們依託它們完成消費、理財、教育、娛樂以及多種多樣的公共服務，內地網站「豆瓣」上甚至有「送醫收屍互助」小組，養老送終乃至其中的情感寄託也有可能在網絡組織中實現了。

　　閻雲翔說，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於人類學家對他人的理解和對自我的體驗。拿着錄音機、筆記本四處訪談，搜集碎片的、抽離生活之流的資料，則是治學大忌。當下，互聯網正是一片新的學術田野，也是一座學術富礦。在這裏，中國人的道德、情感和人際關係又在發生着革命性的變化，這為人類學提供了用武之地。以對研究對象的深切同情和道義責任，照着閻氏三書的方法和理路「接着講」，應能開闢新的學術天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