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法蘭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繪製富有中國風情的巨型掛毯\書中圖片

　　如果你對中國傳統藝術或中外文化交流感興趣，那麼，有必要讀一讀休．昂納（Hugh Honour）的這本《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尼三

　　本書作者休．昂納是英國當代藝術史家，一九二七年生於英格蘭，一九七二年被推選為英國皇家文學院院士。書中分為神州幻象、中國風之開端、巴洛克式中國風、洛可可式中國風、英國式洛可可中國風、中英式花園等八章。所謂「風」，實際上就是一種時尚或潮流，看似無影無蹤，實則涵括極廣，就此而言，三百多頁的篇幅不算多。作者也意識到這一點，撰述時聚焦於那些具有情趣的中國風作品，那些與「中國風」的發展關係不明確的中國器皿及仿製品，則不多費筆墨，因而全書呈現出一種幹練、緊湊的風格。

　　歐洲藝術「借東風」

　　今天，我們在文化交流的語境下談及「中國風」，往往隱藏着一種似乎不言自明的文化優勢感。讀過這部書後，則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中國風》首先是一部藝術史著作，作者着力考察的是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方藝術家和工匠如何看待東方，以及如何表達他們對東方的認識。但它不是單純的藝術史敘事，而是力圖闡發一種關於文明交流的洞見。書中說：「中國風是一種歐洲風格，而不是像一些漢學家常常認為的那樣，是對中國藝術的拙劣模仿。它所表明的是一種思想方法，同催生出十八世紀哥特復興的思想方法相仿。」換言之，本書不是一部藝術的東風西漸史，所謂「中國風」也非東方文明對西方的文化輸出，更不是「東風壓倒西風」，而是歐洲藝術自我更新的一次「借東風」。

　　正因為如此，本書在「中國風」的形成線之外，還有一條暗線，這就是歐洲藝術思潮的更迭。也就是說，這本以「中國風」為名的書，立足點始終在歐洲或西方，就像書中描述的「中國風」在本質上不過是歐洲藝術風尚中的「中國元素」一樣。我想，讀者在流連於本書恢弘、細膩的敘述，趣味叢生的史料，以及精美的彩色插圖時，尤應記住此節，這不但有助於理解全書內容，對清醒認識當下中華文化的全球處境，乃至把握文化交流的一般規律，也有益處。

　　作為時尚潮流的「風」，是一種「默會」的感覺，陷入其中者固能感其冷暖，隔於其外者卻難有所體悟。歷史上的時尚已如風逝去，對其作出描述更是難上加難。書的「序言」中說，此書「首要任務」是說明歐洲關於中華帝國的理想化認識是如何發展變化的，藝術又是如何表達這一認識的，以及中國風如何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立的風格並反過來增進了歐洲人對於東方的了解。讀罷全書，我不得不說，作者雖未能令人信服地說明歐洲人如何借助「中國風」增進了對東方的了解，但多少完成了論述「中國風」形成演變的任務。

　　十八世紀的編織與消逝

　　任何時尚的背後，必然站立着某種思潮。本書第一章名為「神州幻象」，闡述的便是「中國風」形成之思想史背景。在此章中，作者以簡練的筆法勾勒了中世紀至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中國想像。大體而言，「月亮也是中國的圓」是當時歐洲人的流行看法。哲學家萊布尼茲說：「鑒於道德敗壞已經達到失控的狀態，在我看來我們的事態已是相當嚴重；我幾乎認為有必要讓中國也把傳教士派到我們這裏來，教教我們自然神學的宗旨和運用，因為我們派去的傳教士就是去講解天啟神學的。」思想家伏爾泰把孔子視為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者的同道，認為中華帝國「擁有全世界所見識過的真正最好的體制。」經濟學家魁奈則說，只有在中國人們才會發現一個「建立在科學和自然法則基礎之上並代表其具體發展方向的國家」。但是，我們應認識到，十八世紀歐洲哲人對中華帝國或孔子的仰慕，與孔子對西周及周公的嚮往大體上是相似的，不過是一種理想社會的心理投射罷了。說白了，當時的歐洲思想家就是拿中國說個事兒，為自己的觀點站台。

　　作者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因而將之稱為「十八世紀的神州幻象」。他還提出，類似的情況在別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美國、印度、伊斯蘭文明、非洲都曾經被歐洲人作為烏托邦來想像或謳歌。但後來，隨着社會發展，「這些遙遠的國度每一個都顯得離歐洲更近了，並因此喪失了很大一部分魅力。」相比而言，中國一直離歐洲很遙遠，因此較長時間地保持了神秘的魅力，但是，「中國的隔離狀態一旦被打破，那麼神州的幻象也就開始消散了。」雖然直到一九○一年，劍橋的哲學家迪金森心中依然存留着中國的烏托邦形象，但早在幾十年前，那些到過中國的西方人如馬嘎爾尼已經在用他們的遊記擊碎作為烏托邦的「神州」了，再考慮到迪金森從未到過中國，「神州幻象」必然破滅的結局就更一目了然了。

　　十八世紀中後期，「中國風」逐漸在歐洲消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古典主義運動取而代之。像任何潮流的更替必然混雜乃至反覆一樣，藝術風尚的這次更迭也出現了一片過渡地帶。比如，新古典主義運動最主要的推行者羅伯特．亞當偶爾也設計中式燈籠，也運用中式牆紙和黑漆傢具。英國紳士的花園中還點綴着中式建築，室內擺放着中式傢具，書房裏掛着中國山水畫。然而，形勢從來比人強，古典風格畢竟已佔據主流，「神州幻象」以及與之伴隨的「中國風」終於落幕。

　　「中國風」的脈絡與流派

　　作者時刻提醒我們，即便在歐洲大刮「中國風」的歲月裏，「中國」在這股風裏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拿「中國風」的衰落而言，作者明白地指出，這並非新古典主義與「中國風」的直接對壘，而是因為新古典主義那種沉穩、內斂的風格，與洛可可的浮華瑣碎不相容。於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作為洛可可風格一部分的「洛可可中國風」自然也就失去了展現的可能。所謂「洛可可中國風」，是作者用以描述「中國風」演變階段的概念，大體是十八世紀三、四十年代，此之前的時段則被他命名為「巴洛克式中國風」。因為在這一時期，用「中國風」主題進行裝飾的漆器、陶器、紡織品和銀器雖然材料和用途各異，但有一種共同的風格特徵，使其與真正來自遠東的產品明顯不同，而更接近於同一時期生產的古典巴洛克產品。

　　作者對「中國風」的分析細膩之處，不僅表現在將其與歐洲藝術史主流思潮相對照而作出時段劃分，而且表現在他關照到了「中國風」在不同地域的流變。書中以翔實的材料指出，在法國，「洛可可式中國風」最早作品出自安東尼．華托，他創作的「中國和韃靼人物圖」系列畫作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洛可可中式裝飾奠定了基調和模式。在他這裏吸取營養的弗朗索瓦．布歇和讓．巴普蒂斯特．皮耶芒不但鞏固了華托的「中國風」理念，而且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他們共同為平庸的藝術家和工匠提供了模式：「房間、花園涼亭和各式家用器具─從書桌到壁爐薪架，從香爐到夜壺，都不時會用中式風格裝飾。」在德國，王公們按照來自法國的時髦修建「中國風」宮殿和花園。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克大帝親自設計的「中國茶室」整體為三葉形，寶塔形尖頂，仿棕櫚樹形狀立柱，門口還有砂岩的中國人像。當時的批評家對它非驢非馬的風格冷嘲熱諷，但這並沒有妨礙類似的「中國風」在德國盛行。而且，這種時尚繼續蔓延至奧地利、波蘭、俄羅斯和斯堪的納維亞。作者還考慮到英國與歐陸在文化上的差異，特意專列一章，介紹了英國的「中國風」的獨特性。他提出：「通常認為1740-1750年間英國流行的中國熱源於海峽對面的法國，這並不完全正確。當然英國工廠常仿造法、德生產的中式瓷像，而英國製造的黑漆傢具有些也以法國產品為原型，如噴漆櫥櫃。取材於布歇、哈可耶（Huquier）、皮耶芒畫作的印花圖案在倫敦出版供工匠使用。但除此之外，英國洛可可中國風的發展是相對獨立的。如倫敦製作的中式圖案的銀器，『齊彭代爾』中式傢具，以及類似布萊頓行宮中的中式房間，在歐洲大陸無人能與之媲美。」

　　然而，以今天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不論是布歇的《中國集市》、《結伴釣魚的中國人》，還是皮耶芒畫的「用長筒望遠鏡觀測天像的中國佔星師」似乎都很難讓人感到純正的中國味兒，它們以及當時受其影響的小物件，若擺在今天中國的藝術品商店貨架上，反而會被認作充滿「異國情調」。同樣，不論是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中國茶室」，還是葉卡捷琳娜二世要求修建的「中式建築」或是瑞典中國風的代表作─國王阿道夫弗里德里希設計的「中國屋」，如果挪到今天的中國，大半會被認作「洋氣十足」。我想，這些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年吹拂歐洲的這股「中國風」的真相，這就是表達一種對「洋氣」的偏好和追求，並以此作為顯示身份與地位的手段，至於有多「中國」，並不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品讀當年歐洲這股「中國風」，可以為今日國人的文化自省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物質文化史理念

　　《中國風》遵循了物質文化史的學術理念，這是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在書中，作者廣泛搜羅考辨來自中國的雜物，描述它們對歐洲時尚的影響，確實，和萊布尼茲們對孔子的熱愛不同，「中國」在時尚史上蔚然成「風」，主要不是由於某種思想觀念而是絲綢、織物、瓷器、漆器、美術作品乃至茶葉。正如書中所言：「到了17世紀中期的時候，神州的形象已經深深地印刻在歐洲人的想像中。東方器皿，尤其是紡織品和陶瓷，還有大量的漆器，充斥着巴黎、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市場。此外，歐洲的工匠們開始仿製中國、日本和印度的藝術（但並沒有對這幾種藝術進行明確的區分）。而從這些藝術開始，有幾個大膽創新的工匠開始發展出一種新的裝飾風格。」

　　當然，本書沒有局限在物質層面，還提到了文化生活。譬如，在十八世紀的意大利，每年的狂歡節成了展示東方華麗服飾的慶典，人們穿着繡龍的服裝招搖過市。一七一六年，奧古斯特大帝訪問威尼斯時，迎接他的是一艘插滿陽傘的中式舢舨，滿載中國歌舞演員和樂師。一七六九年，在科洛爾諾舉辦的一場盛典上，專門布置了中國集市，廣場裏開起了掛着中國燈籠的商舖，擺滿了東方珍寶，店員身穿中式長袍。一七五二年和五三年，威尼斯觀眾還看到了《中國女奴》、《中國姐妹》和歌劇版《中國孤兒》。而在十八世紀早期的倫敦，就已上演過戲劇《致命幻景》、《中國醫生的喜劇》、《中國節》等表現「中國風」的作品。

　　這對我國的文化史或藝術史撰述是頗有啟發的。我國前輩史家對物質文化一直很重視。陳寅恪就曾撰文談過胡食、胡貌，也可視為對「胡風」的一種研究。但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以及其他歷史讀物中，對物質文化關注不夠，談文化史美學史藝術史者，大都愛停留於精神層面，闡述文化觀念、美學思想或藝術理念。近年來，這一局面有所改觀。孫機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揚之水的《中國古代金銀首飾》等，把人們的視線重新引向古人生活瑣物，展現出一個與文獻記載別樣而又互補的文化世界，一股物質文化史的閱讀之風正在讀者中形成。《中國風》此時出版，也可謂適逢其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