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大公報》，無意中看到大公園副刊上黃曄先生的文章，真沒想到他對我的幾篇小文如此關注，並對我給以莫大的鼓勵。坦率講，我看後誠惶誠恐。

　　我自幼愛好動筆，上中學時就給《新民晚報》投過稿，但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從事外交工作，沒有時間，只能中斷寫作，退休後才又拿起筆，寫點外交工作回憶和生活感悟，實際上是習作者。黃曄先生對我的評價，我實不敢當，權作我繼續努力的動力。

　　黃曄在文章中還提到兩位大家，一位是王蒙，另一位是馮驥才。這兩位學養深厚，著作等身，為民眾所尊敬，我自知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馮驥才我沒有見過，但王蒙印象很深，也有幸見過幾次。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文壇上出現劉紹棠、從維熙等一批新人，其中就有王蒙。我讀過他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印象不錯。但不久後聽說他被打成「右派」，他的小說也受到批判。他還因此被下放到新疆，一呆十幾年。

　　八十年代初，王蒙被摘掉「右派」帽子，恢復了工作。大約八十年代中葉，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長，還訪問了朝鮮。我當時在平壤中國大使館工作，第一次見到了他。記得他來使館與大家見面，被問的最多的問題是，「文化部長好當不好當？」他的回答很有趣，「我隨時準備卸任」，大家聽了一片笑聲。

　　到本世紀初，應外交學會邀請，我去韓國參加一年一度的中韓未來論壇，意外地與王蒙同行。他早已卸任文化部長，屬民間人士。在去首爾的飛機上，我們並排而坐，長談了一個多小時。記得談的最多的是他被下放到新疆的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與當地維吾爾族民眾朝夕相處，打成一片，並利用業餘時間，學習維吾爾語，經過不懈努力，完全掌握了這門語言。王蒙告訴我，他還常去新疆，那裏朋友很多，有時作報告，還請他當翻譯。

　　我經常留意王蒙的行蹤，一次從媒體上看到，他訪問美國作文學講座，最初粗通英語，困難不小，但後來經過努力，完全可以「自理」了。王蒙儘管年事已高，仍勤奮忘我地工作。據說他有一個工作間，裏面有兩台電腦，他每天早飯後進入，直到午飯時才出來。難怪他的作品《青狐》、《尷尬風流》、《半生多事》一部接一部問世。不僅如此，他同時還研究《紅樓夢》，學術作品也不時見諸報端。他塵封四十年、洋洋七十萬字的長篇巨製《這邊風景》，還獲得了茅盾文學獎。

　　季羨林曾說，一個人的發展，先天條件重要，但後天勤奮更為重要。季老的學術、文學成就，很多是在他八十歲以後以堅韌不拔的努力取得的。他晚年每天早上五點起床，進入工作間，工作幾個小時，他住的北京大學朗潤園居室的燈光每天亮得最早。王蒙也不例外，他的勤奮是出了名的，令人欽佩。

　　「年過半百」稱老人的時代已經過去。我當繼續努力，爭取一些進步，以不辜負黃曄先生的關愛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