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資料圖片

　　二○一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近日宣布，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成為歷史上第二十九位用英文寫作的諾獎得主。瑞典諾獎學院的常任秘書長丹紐斯（Sara Danius）稱讚他以「情感力量強大的小說揭示了我們與世界相連這一幻覺背後的深淵」，並描述他的風格為「集簡奧斯汀、弗蘭茨卡夫卡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為一體」。諾獎推特則將他作品的主題總結為「記憶，時間和自欺欺人」（self -delusion）。

　　石黑何許人也？他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出生於日本長崎，一九六○年五周歲時隨父母搬到英國。在英國接受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獲創作碩士學位，三十年後才首次重訪父母的祖國日本。回憶往事，他說最早對文學發生興趣是因為九、十歲時開始沉迷於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系列，在學校模仿主人公的言行舉止，讓英國人笑話他這個古怪「日本人」。

　　一九八九年石黑發表第三部長篇小說《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首次獲得着名的布克大獎（The Man Booker Prize），影響力開始走向世界。據說時年三十二歲的他只用四周就寫完了小說。一九九三年此文被改編成電影，由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主演，獲奧斯卡提名。這也是石黑與大部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同的地方：他的作品不僅獲得學者、批評家的好評，還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在日本播出），獲得商業成功。

　　悲憫回顧是貫穿石黑所有小說的統一姿態。他自陳偏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這個特定的時段，是因為對「價值觀和理想經受考驗」這一主題特別感興趣。除了二○一五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埋葬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他其餘六部長篇小說都使用第一人稱敘述者，因為他想描繪「我們怎麼跟自己說話，怎麼對自己撒謊」。作品均由「不可靠」的敘事者回憶往事，吞吞吐吐，模模糊糊，最終暴露現實與理想的距離，但從沒有直截了當的正邪對決，立判輸贏的結局。歷史早已逝去，往事無法重來，石黑筆下的主人公只是悲哀地接受了過往。有批評家認為他的作品體現了日本文學中生命無常、悲天憫人的審美情趣，不過石黑本人否認日本小說的影響，只承認私淑普魯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日本在石黑的作品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他父親是個海洋學家，起初離開日本是出於短期研究工作的需要，沒想到從此全家落戶英國。小時候，父母強調在家要說日文，努力保留日本文化傳統。他發表於一九八二年的第一本小說《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講述了嫁給英國人的日本女子人到中年，女兒自殺後對往事的追憶。第二本小說《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則記述了二戰期間充當政府「告密者」的日本藝術家戰後的遭遇和反思。兩者都以日本為背景。直到以英國管家為主人公的《長日留痕》發表，讀者一直認為他深受日本文化影響。

　　他卻在採訪中說：「如果我用筆名，讓別人代替我拍作者照片，讀者也不會認為作者就是日本人。」他稱筆下的日本純粹出於頭腦中的想像，儘管父母的教誨使他對那裏感情深厚。其實，離開日本給他留下了精神創傷，讓他童年時代就失去了深愛的祖父，深感漂流異國之苦。然而，石黑只承認因為家庭出身，他與一般英國人的視角「稍有不同」，但無法釐清英國、日本對他的影響各佔百分之幾，因為「性格、脾氣、價值觀」都無法如此定義。而且，他預計今後世界上像他這樣文化、種族背景混雜的人將越來越多，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這些否認、辯解是出於自衛的心理機制，還是另有玄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來看看石黑作品青睞的另一個重要地域。他的小說《上海孤兒》（When We Were Orphans） 與編劇的電影《異國情緣》（The White Countess）都以二戰時期的上海公共租界為背景，描摹那裏英美傳教士、商人，「十月革命」後流亡的白俄貴族，逃離歐洲、避難上海的猶太人數以萬計、華洋雜處的場景。石黑聚焦這一法國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謂的「化外異域」（heterotopia），因為此地如同使他感情複雜的日本一樣，最能反映出離開家園，遠走異國，遊走於文化之間，身份懸而未決，不得不當個「永遠的外國人」的移民的悲哀。可見，石黑的「去地域化」正是為了凸顯超越種族和疆界的、漂泊流離的人類共同體驗。

　　當年阿爾弗萊德諾貝爾建立文學獎是為褒獎「在文學領域中創作出最傑出的理想主義作品」的作家。但理想主義如何定義，二十世紀以來發生過一系列變化。從最早的「保守派理想主義」，到三十年代賽珍珠那一代對普通老百姓的讚美，再到近些年諾獎致力於發掘西方傳統之外的作家，不一而足。石黑接到獲獎通知後表示：「當我們的世界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價值觀、領袖和安全都受到質疑時，希望我的獲獎能為促進和平與善意起到一點小作用。」

　　石黑一雄用個體的聲音來回顧歷史的創傷，最終揭示了被裹挾於歷史大潮中的小人物的無奈與悲哀。故鄉尋遍無覓處，何地明月不照人。他的作品輝映萬里，直指人心，也許能鼓勵讀者超越種族、文化的局囿，反思道德、責任、命運等永恆命題，為實現人類和諧共處的理想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