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有意還是偶然，海峽兩岸故宮博物院近期都推出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大展，一時分處兩地的故宮博物院，競相展示所藏國寶重器。說是偶然，相信這並非雙方約定；說是必然，故宮老人都知道，秋天是最適宜書畫展示的季節，明清兩朝的內府，也是在這個季節「恭曬抖晾」書畫及其他絲織品。歷經千年以上的晉唐宋書畫，展期最多也不能超過一個月，否則就是「吃祖宗飯、砸子孫碗」。像宋王希孟青綠山水《千里江山圖》卷，每打開一次，石青石綠等顏料都會掉落，並不應輕易啟動。而台北故宮博物院亦正在舉辦「國寶的形成─書畫菁華特展」，二者遙相呼應。
如今社會公眾對國寶書畫等文物趨之若鶩，是好事，說明大家對自己民族文化遺產的崇敬。實事求是說，大家對箇中真諦未必知之甚悉；即使同是做文物工作，研究青銅、瓷器的，也未必懂得書畫，甚至研究畫的專家，也視「黑老虎」書法為畏途。
正統文化，「三希」首選
這次台北故宮首推的藏品，就是「三希」第一的《快雪時晴帖》。「三希」，是清代乾隆皇帝對皇宮內府保存的三件稀世珍寶：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的總稱。王羲之、王獻之是父子，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子。古代書法名家、名帖很多，為什麼「三希」是這三件王書？這是因為清朝從入關後第一位皇帝─少年天子順治帝起，就特別注重學書，而且由於順治帝師承關係，特別是出於清初籠絡江南知識分子的政治考慮，尊崇明末江南書畫家董其昌以來弘揚起來的文化藝術風尚，書法藝術尊崇王羲之、王獻之「二王」書風，繪畫以繼承董其昌畫風的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四王」畫風為正宗。以六朝文化為尚，貫徹在清代所有皇帝和正統文化當中。
相似情形還發生在唐初。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推崇備至，「心慕手追」，也是為了取得江南士大夫的支持。隋唐科舉制度正式確立之前，國家治理模式還基本上屬於貴族政治。六朝以來，江浙是漢族士大夫和社會精英集中、文化薈萃之地，認同和歸依他們的主流文化很重要。當然，這也是文化藝術自身規律決定的。漢字書體經歷過遠古金文、甲骨文、秦小篆、兩漢隸書、魏晉章草，在南北朝時期進入轉折點。王羲之是正式完成了漢字書體由「篆分」（即篆隸），轉變為當時所說「今體」的書法家。南北朝之後，漢字形體未再發生大的改變，至今手寫體無非楷書、行書乃至草書。而且王羲之在書法藝術上一舉登峰造極，至今無人超越甚至無法企及，其「書聖」地位一直未曾動搖。「三希」首選王書，也是必然的。
溥儀出宮，「三希」分手
《快雪時晴帖》一直留在清宮，經文物南遷、西遷、遷台，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其餘「二希」後來流出宮外，被人抵押在香港的銀行。「三希」分手，發生在一九二四年溥儀出宮時期。
按辛亥革命期間，民國政府與遜清皇室所訂「優待條件」，溥儀等遜清皇室成員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紫禁城宮殿及所藏文物屬於「公產」，收歸國有。人們可能認為，古代皇帝「家天下」，怎麼會有「公產」呢？其實不然，大概說來，國家財政機關戶部投資形成的財產，就是「公產」；皇家以國家撥付他們的經費購置的財產，就是「私產」。歷代相傳的國寶，不管是從前代內府繼承來，還是從民間搜刮來，都是國家「公產」。誰得天下就「暫得於己」，被革命了就得乖乖交出來。因此一情節，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被迫出宮的十多年間，末代皇帝溥儀以賞賜其弟溥傑、皇親國戚借閱等名目，將字畫、善本圖書等大宗珍寶，逐漸轉移出宮，但一直未將「三希堂」裏的「三希」交給別人。可能是認為它們太貴重了。
溥儀於十一月五日下午出宮，但同治皇帝留下的兩位遺孀─瑜、瑨兩位太妃，分別住在西六宮的太極殿和乾隆皇帝潛龍邸重華宮，拖到二十一日才出宮。根據清室善後委員會秘書吳瀛《故宮盜寶案》記敘，十七日，「溥儀夫婦以及兩老妃的應用器具、衣服、物品，夾帶一些珍珠寶貝都運出去了，僅僅在溥儀的覆蓋（鋪蓋卷）之內，發現了一件所謂『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同仇十洲畫的《漢宮春曉圖》，不客氣地扣留下來，其餘的都放走了。」原來，溥儀他們是將《快雪時晴帖》夾在自己的行李卷中，準備蒙混過關。可是守衛在神武門門口的馮玉祥部隊的軍警，檢查非常認真，行李卷裏藏着的此帖當即被查出並扣留。此時不但故宮博物院未成立，連「清室善後委員會」也還未成立。以國民代表李煜瀛為首的一班執事者，特意到市面上買了個大保險櫃，將此帖放在裏面。後來人員更替，保險櫃的鑰匙卻不知了去向。於是清室善後委員會同仁只好請來開鎖匠，把保險櫃身後鑿了個大洞，才將法帖取出。
北大女生，走寶「二希」
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物品，一直不見其餘「二希」下落。直到一九五一年底，從香港方面傳來消息，「二希」由物主郭昭俊抵押在某英資銀行。因押期屆滿，港英官方命將二帖轉移到英國倫敦。此事經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愛國老人馬敘倫、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局長鄭振鐸，迅速上報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那裏。經周總理親自批示，最終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以當時港幣五十萬元「贖回」。據陳叔通先生調查，《伯遠帖》是溥儀出宮後，由瑨太妃售予古董商郭寶昌，後來郭的兒子郭昭俊將「二希」一起抵押在香港。
筆者考證，「二希」是瑜、瑨兩位太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宮時夾帶出去的。同治皇帝這兩位遺孀，經歷了光緒朝三十四年，到宣統時在宮中地位很高。溥儀可能是將「三希」最高貴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自己留下，而將其餘「二希」先已分送兩位太妃。溥儀和瑜、瑨兩位太妃的行李是十七日出宮的，由馮玉祥的國民軍軍警嚴加檢查後放行，所以發現了其中國寶。有了這次教訓，兩位老太妃自然格外小心。至二十一日老太妃出宮時，她們的東西是北大的女學生檢查的，可能不太嚴格，二妃行囊裏夾帶的二帖得以通過。後來便都售予了郭寶昌。吳瀛書中說：「因為她們出宮，宮嬪人等須要檢查，請求不要用男人，以嚴大防，用了北大的女學生，鶯鶯燕燕地胡鬧一陣也就算了。」這可以補「三希」流傳之一段空白。
兩岸藏品，孰優孰劣？
現在人們經常比較兩岸故宮文物孰優孰劣，比如說精品都在台北故宮。這其實是非常外行的看法。從根本上來說，故宮博物院是一家，兩部分藏品同屬於中華民族皇家傳世文物收藏的完整體系，好比左手、右手沒法比較。若是從觀賞性來比較，二者各有所長。由「三希」也可以印證皇家藏品的複雜性，側面反映兩岸故宮藏品狀況。
認為精品都挑出來了的看法，建立在兩個假設上。一是當初人們對故宮的東西一清二楚。其實這是不了解故宮。這些東西散處宮殿各處，到底有什麼東西，當初大家並不知道。清室善後委員會及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三○年三月，前後花五年時間才初步把宮中物品點查了一遍，總計是一百五十萬件。這時只是點數，還談不上鑒別。比如青銅尊，有的當成是痰盂。清代仿製宋代四大名窰瓷器，當時根本搞不清哪些是宋代、哪些是仿製。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故宮還從炕洞裏發現唐代盧楞伽《六尊者像》，唐代繪畫寶貴程度人所共知；在葦席捲裏發現雍正時期的象牙席。甚至直到二十一世紀之初，前幾年還發現乾隆皇帝手抄的自己全部御製詩文，竟有六個箱子。此前史學界一直懷疑乾隆皇帝五萬多首詩，是詞臣們捉刀代筆。現在他老人家本人的手跡發現了，只要有閒功夫抄一遍，他就無需命人代筆。因為那些詩絕大多數是記事詩，甚至押韻的散文，更像是日記，以他的文學修養，完全可以「開口成詩」。
二是皇家的東西都是真品。這也是外界的誤解。「三希」恰好說明問題。這三件東西，只有現藏北京故宮的王珣《伯遠帖》是真跡。第一名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是唐人「雙勾廓填本」，就像唐太宗的大臣馮承素所摹王羲之《蘭亭序》一樣。北宋米芾《書史》記載，當時的文學家兼收藏家蘇舜欽家藏有三本《快雪時晴帖》，宋徽宗內府也有一本。第二名王獻之《中秋帖》，是宋代米芾對王獻之《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臨本。原帖在「中秋」之前還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紙書寫，這種紙在王獻之生活的東晉還沒有，到北宋時才出現；從行筆態勢可知，寫此帖時用的是柔軟的無心毛筆，而王獻之所在晉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筆，吸水性較差，筆的提、按、轉折往往不能靈活自如，常出賊毫，此帖豐潤圓熟、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灑飄逸的效果是寫不出來的。早在清代吳升《大觀錄》就指出：此跡書法古厚，黑採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鈎填摹本，也恐是宋人臨仿。《快雪》唐摹，《中秋》米臨，至今已是共識。
而實際上，書畫是清宮當時用功最多的藏品，乾隆皇帝組織當時頂級鑒賞家進行系統鑒定整理，先後編撰出版《石渠寶笈》、《石渠寶笈續編》等。溥儀未出宮之前，也將其中兩千多件運出宮外，後來帶到天津張園、東北「滿洲國」。這些東西到一九五○年代，大部分又回到北京故宮。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台北故宮經常在美國等西方舉辦珍品展，外間印象那裏都是精品。而國家為保護傳世國寶安全，規定晉唐宋元書畫不得出境展出，以致外間以為北京故宮已經沒有這些精品。
《千里江山》，少年傑作
日前轟動京城的「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展出的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是中國繪畫「青綠山水」門類裏的傑作，也是這位天才少年傳世的唯一作品，在北宋當時已經屬於珍罕之物。作者王希孟是宋徽宗時內府「畫院」的畫學生，後來獲選拔召入宮中文書庫供職。其間數次向皇帝交作業，但功力還是差些。藝術天才徽宗皇帝慧眼識珠，斷定此子可教，於是親自指導。果然不過半年，技藝大進，就畫出這件長篇巨製。徽宗皇帝滿意同時，也得意自己的教學方法，就把這件作品獎勵給了愛卿蔡京，並指出：「天下英才，關鍵在於得有人會作育。」此畫畫心與題名之間的「隔水」上，有蔡京的題記，大意說：「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如今希孟已死，自己展閱畫卷，深為悼惜。
清代收藏鑒賞家宋犖考證研究後指出：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傳歷經一年，即約在十九歲，作設色山水一卷進呈，不久就逝世了，年僅二十餘，其遺跡只此一件。少年天才得徽宗筆法，故其畫之佳如此。並賦詩：「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
清代另一位收藏鑒賞家安岐經考據研究，也有類似結論。顧復則說：王希孟日夕奉侍道君（宋徽宗）左右，道君指示以筆墨畦徑，希孟之畫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曾作青綠山水一卷，脫盡工人俗習。
這件作品自古至今廣受稱讚。金代李俊民《千里江山圖》詩二首，頗具代表性：「曾把雲山爛熳酬，杖藜隨處賈胡留（賈胡留指商人）。如今腳力那千里，水墨中間只卧遊。」「筆下江山取意成，一峰未盡一峰生。憑誰試向行人問，水郭煙村第幾程？」（金李俊民《莊靖集》卷四）讚嘆這件作品既立意高遠、大氣磅礴，又工筆寫實，曲盡世俗人情；既是文人畫，又是風俗畫。是我國古代青綠山水畫巔峰之作！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