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家黃永玉一九九五年重返香港時，在中環行人天橋上寫生　　作者提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宣告成立，仍在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街頭出現了五星紅旗。

　　一位左翼電影公司的攝影師拍下市面當時的情景：有人在店前、門前、樓上窗口、天台懸掛五星紅旗；有市民把國旗插在單車上在馬路穿梭；一輛公共巴士車身掛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紅標語；社團會所張燈結綵；學校、書店、國貨公司掛旗，市面出現一條大標語「大家加油，人民的新中國繁榮又富強」。

　　這一天出版的《大公報》，印製了紙質的國旗，每份報紙附上一面，隨報送給讀者。

　　在無數國旗中，畫家黃永玉的一面國旗使我印象深刻，半世紀過去，沒法遺忘。

　　畫家黃永玉拿到當天的《大公報》，發現夾着一面五星紅旗，眼前一亮，當即拿起擺放在廳中最當眼處，慶祝新中國成立第一個國慶。這之前他正參與留港畫家舉辦的勞軍畫展義賣，所得收入，用於慰勞駐深圳的解放軍部隊，與李流丹合作一幅「勞軍」木刻長卷參展，畫中人物近百，受到觀眾讚賞。

　　一九五三年二月，黃永玉結束香港生活，受聘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教授，與太太梅溪及兒子黑蠻舉家離港，居住北京，這次搬家自然是收拾許多東西，帶走的，棄置的，除了他，沒有人留意這面國旗。

　　他在中央美術學院當教授，與報社同事有聯繫，知道他心境愉快，教學之餘，也在《人民日報》及《美術》雜誌發表新作。「文革」爆發，他的一幅《貓頭鷹》受牽連，畫中的貓頭鷹眼睛，一隻張開，一隻合着，如廣東話說的「隻眼開隻眼閉」，被指諷刺社會主義，捲入漩渦，戴上「右派」帽子。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黃永玉有機會走出國門，他選擇歐洲文藝復興的意大利，在佛羅倫斯山腰一處買下了一家古堡，我收到他的賀年卡，上面印有他畫的古堡，附有文字說在山腰種了幾種果樹，每年不同季節收成，他經常街頭寫生，畫了不少意大利風情畫。他這一時期的創作和生活情況，香港朋友津津樂道。

　　他在佛羅倫斯待過不短日子，懷念他熟悉的香港，九十年代由意大利重返香港故地，住在中環半山旭龢道寬大住宅，我與他的好友攝影家及畫家陳跡去探望，闊別三十多年，談起舊事如新，談起在《大公報》工作，最新的話題，他談到自己收藏了一面國旗。

　　此話先從這次探訪我帶去三樣東西說起，因後來的話題由此而起。

　　這三件東西包括：一張舊照片。一九五二年慶祝國慶，報社請黃永玉為五層樓高的綵牌畫一幅巨畫，是年，畢加索為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會議」畫了一幅「和平鴿」，作為大會會徽，黃永玉便選作綵牌主題畫。佔用報社五樓半層作畫室，鋪在地面工作，陳跡協助，我這小輩在指定畫面塗顏色，照片焦點黃永玉穿着內衣彎身作畫。

　　一幅木刻「猴子的王國」。這是他一九四九年勞軍義賣的作品，由於我保存不善，邊皮紙質輕微損壞。

　　一幅他速寫的自畫像。他剛為中國郵政設計丹頂鶴一套新票，其中一枚是飛翔中的丹頂鶴。他一時高興，把自己畫作飛翔，難得一見的「飛行中的黃永玉。」

　　梅溪親自張羅下午茶點，黃永玉和我們則在客廳看這三件東西。看到這幅版畫舊作時，他高興了，指着版畫上面的字句讀着：「義賣勞軍 1949 黃永玉。嘻！我簽名的。」

　　他隨即站起來，向太太這邊說話：「梅溪！麻煩你給我拿筆墨！」

　　梅拿來筆和墨，黃永玉接過，說：「我們到這邊去。」帶我們到書房，把木刻畫鋪上枱，對我說：「老弟，不介意我寫幾個字。」我說求不得呢。他拿起筆在畫右邊的空白地方下筆，以漂亮楷書寫了一段話，內容說，余數十年所作木刻，幾被小宵毀了，幸有老弟將此畫保存幾十年，真有心人也。他說的小宵，指到他家搗亂的紅衛兵。

　　這只是一段插曲，真正話題在後面。梅溪過來叫喝茶點，大家坐下來喝茶的時候，畫家張大眼睛說：「我有一件東西藏了幾十年，不比你老弟差。一面五星旗，我由一九四九年藏到今天，是《大公報》隨報紙送的，多少年啊，不比你差，是不是？我由香港搬家到北京，帶着它，有些東西就是不要，都算了，這面旗我就是帶着！」

　　他平常說話似大孩子哈哈笑，這一陣可認真起來。

　　「小宵說，黃永玉是右派分子，我黃永玉怎樣？看看我這面國旗吧！」他說得痛快，收起一臉認真的神色，又來哈哈笑了，說到那些小宵，頗不以為然。

　　我和陳跡動容起來，一面旗藏六十多年，真不簡單！

　　我在想，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拿到這面國旗，擺放家裏慶祝新中國誕生，許多人慶祝過後不再收藏，他往後在香港的四年一直收藏着，然後離開香港，回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當教授，原來他帶着這面國旗回去的！

　　然後十年「文革」，因貓頭鷹惹禍，他畫中的貓頭鷹一雙眼張開，一雙眼閉着，貓頭鷹原是這樣睡的，卻被指諷刺社會主義成為右派，畫家在極端失意與十分嚴峻環境中，沒有想過放棄，這面五星紅旗認真存放在一個框框裏，擺放在穩妥的地方，伴着國旗度過十年「文革」。只有在開放改革後旅居意大利及香港的幾年中，離開這面紅旗，沒有隨身出外的原因，他說藏在北京老家比到處走穩妥。

　　半世紀來，畫家由艱難歲月走到富裕的今天，在京城建起偌大的萬荷堂，堂中珍貴的藏品還是建國第一面五星紅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香港《大公報》印製。

　　時光冉荏，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報》高層到北京萬荷堂探望老畫家，聊起當年在《大公報》的往事，如話家常，倍見親切。老畫家又談起國旗往事，高興地說：「到現在我還保存一九四九年《大公報》送給港九各界的一面國旗，我放在一個框子裏。」

　　一面國旗，一位畫家，一片初心，令我常記於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