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清皇太極御用鹿角椅
後金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將國都從遼陽遷至瀋陽，始建大政殿、十王亭，揭開了瀋陽故宮歷史的第一頁。清遷都北京後，瀋陽故宮被尊為「陪都宮殿」，亦是康熙、乾隆、嘉慶、道光等皇帝東巡盛京（瀋陽舊稱）時駐蹕的行宮。時光荏苒，歷經近四百年歷史積澱，瀋陽故宮博物院現院藏文物逾十萬件，其中一級文物四百九十件，清皇太極御用鹿角椅等十件稀世國寶更被譽為瀋陽故宮的十大鎮館之寶。\大公報記者 宋 偉
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清入主中原後，大部分原宮廷用品被帶往北京，瀋陽故宮僅存少量的太祖、太宗時期曾經使用過的一般物品，如至今尚保留較多的滿、蒙、漢文信牌、印牌等。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清高宗弘曆初次東巡盛京後，出於對這處「開國聖跡」的特殊重視，決定將一些記載清代歷史的重要典籍以及清宮珍藏，送至瀋陽故宮收藏，至乾隆末年已達十萬餘件。加上文朔閣《四庫全書》等，瀋陽故宮已成為與北京紫禁城、熱河行宮（承德避暑山莊）齊名的清代三大文物藏所之一。
瀋陽故宮鎮館之寶
瀋陽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李理介紹，新中國成立後，瀋陽故宮通過整理原藏、政府調撥和數十年的持續徵集，文物藏品數量不斷增多，逐漸形成了包含瓷器、繪畫、漆器、織繡等三十四個門類，獨具特色的院藏體系。尤其是清入關前文物、清宮御用文物、明清書法繪畫、清傢具服飾等品類都在國內博物館居上乘水平。
在眾多文物中，清皇太極御用鹿角椅、清太祖努爾哈赤寶劍、清太宗皇太極腰刀、後金天命雲板、金代交龍鈕大鐘、清郎世寧設色竹蔭西狑圖軸、清王翬等設色康熙南巡圖卷、清雍正款青花紅龍大盤、清乾隆款嵌琺瑯纏枝花卉缽、清乾隆御筆紫氣東來金漆趕珠龍紋匾被譽為瀋陽故宮的十大鎮館之寶。
今年初，瀋陽故宮博物院唯一從未對外開放的院落—「敬典閣」區域正式對外開放，專門用於舉辦「院藏國寶珍品展」。皇太極御製鹿角椅就是在珍品展中首個亮相的國寶級文物。由於體量較大，除二○一一年曾赴台北歷史博物館展出外，該鹿角椅多年來被一直珍藏在博物院的文物庫房中。這次展出也是皇太極御製鹿角椅首次在內地公開亮相。
清皇太極御用鹿角椅製作於後金天聰至清崇德年間（一六二七至一六四三年）。質地為角、木結構。椅上部以鹿角製成靠背形狀，鹿角共十二支叉，四叉作為與椅交合的支柱，八叉以靠背為中心分開，左右各四叉，八叉鹿角勻稱地向四下張開；椅下部為木製，椅面呈長方形，椅心以棕繩編織；椅下四腿外加護板並浮雕花卉，塗以金紅色漆面，椅腿下部為四足托泥式；椅前下部有木製腳踏。椅背正中刻有乾隆十九年清高宗弘曆御製詩一首：「彎弓曾逐鹿，製器擬乘龍。七寶何須羨，八叉良足供。庫藏常古質，山養勝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儉恭。」後題「敬詠太宗文皇帝所製鹿角椅一律。乾隆甲戊秋九月御筆」，款下方有「乾、隆」連珠印。該椅為清太宗皇太極御製，後又為清高宗乾隆帝修飾並雕以御製詩文，更增添了此椅的帝王氣象。
研究員李理說，清朝入關後，各代皇帝都對這件鹿角椅傾心不已。他們狩獵射鹿、製作鹿角椅，均將其視為楷模。乾隆、嘉慶諸帝東巡盛京時，在瞻仰皇太極御製鹿角椅之際，曾先後賦詩詠嘆，乾隆皇帝還命工匠在鹿角椅背上雕刻了詩文。
那麼，存世近四百年的皇太極御製鹿角椅，在漫漫光陰之中，都經歷和見證了哪些故事？
皇太極御營捕鹿
天聰五年（一六三一年），明朝派兵在遼西錦州、大凌河等城修築城垣，企圖構築對後金的堅固防線。皇太極聞報後，意識到必須堅決回擊。皇太極帶領八旗大軍和兩萬蒙古兵趕赴遼西後，根據戰場局勢，採取「圍城打援」的戰略方針，利用人數眾多的優勢，將大凌河城層層包圍起來，迫其出城歸降。四個月後，大凌河城內糧草斷絕，最終向皇太極投降。
李理表示，根據清初重要史料《滿文老檔》記載，正是在這次包圍大凌河城的戰役中，皇太極曾率領侍衛親兵，在自己的御營裏親手捕獲了一頭大鹿。今天所見到的皇太極御用鹿角椅，很可能就是由這頭麋鹿之角製成。
按照女真族興起之初的民俗情況來看，當時人們在野外狩獵、駐營期間，如果意外獲得走獸或飛禽，他們往往將此視為吉兆，認為是上天恩賜，所得獵物除食用外也常將角骨予以保留。因此，皇太極此次於大凌河御營中所獲大鹿之角，很有可能被當作吉祥之物帶回瀋陽，在宮內製成了皇太極御用鹿角椅。
從瀋陽故宮現藏皇太極御用鹿角椅來看，其所用鹿角特別巨大，這與清初史料上記載的「有一大鹿」十分相符。另外，從鹿角椅實物來看，鹿角質地光滑細膩，角叉眾多，以弧線形式向外有序排列，與常見的梅花鹿、馬鹿、馴鹿或駝鹿之角均有所不同，應屬體量較大的麋鹿之角。
瀋陽故宮所藏鹿角椅，以原始、樸素、尚武為基本特徵，外觀保持着女真族入關前的製作風格。鹿角椅通高約為一點五米，鹿角圍長近二米，可謂體量巨大。除了大鹿角外，鹿角椅的其他材料和造工都具有東北地方特色和滿洲特點。
明末清初之際，女真族興起於中國東北邊陲，其生產、生活資料大多以本地出產為主。受自然環境因素制約，東北地區植物成長速度緩慢，主要盛產松木、曲柳、楸木、椴木等北方雜木，這與中原地區常用的國外、南方木料有本質不同。從現有的傳世文物來看，清初宮廷中的木質器物基本以本地雜木製成，如瀋陽故宮現藏數百面清初時期的信牌、印牌，均是由東北所產的木材所製。
李理指出，從明清宮廷傳世的各類木質傢具、陳設品看，明代宮廷盛行紫檀、酸枝、花梨、雞翅木、楠木等材質，清代宮廷自入關後開始喜用紅木材料，至清中晚期宮廷中幾乎全部採用紫檀、鐵梨、紅木、雞翅木等硬木材料。所以，清朝皇帝御用器物採用檔次較低的雜木，惟有在清朝入關前後這一短暫時期。
乾隆作詩刻於椅背
另外，從鹿角椅的造型和造工來看，它與明清宮廷的椅子造型均不相同。明代宮廷椅子款式質樸，線條流暢，喜用原木。清代宮廷椅子寬大厚重，邊線直硬，喜用金飾。瀋陽故宮所藏的這把鹿角椅，在椅背上下部位透雕團花、椅座邊框、藤編座面以及座下牙板等處，仍可見到明式傢具的風尚。而鹿角椅靠背兩側的透雕花卉牙板、四條椅腿外部的雕花護板、鹿角前叉與椅面相連的方形須彌護托，特別是雕花上的大量貼金裝飾，則是清代早中期皇帝交椅的典型特徵。
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八月，六歲的順治皇帝福臨在孝莊皇太后等人陪護下，由盛京（瀋陽）遷都燕京（北京）。清朝遷都北京後，曾將先帝御用之物帶往京城，盛京皇宮內僅保存了少量體量較大或不甚重要的御用器物。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聖祖皇帝玄燁首次東巡盛京，此後，他又於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兩次東巡，使清帝東巡盛京之舉形成定制。
清乾隆時期，距離滿洲開基建國和入主中原已經一百餘年。此時由於歷史原因，先帝的遺物已經逐漸減少，有的器物則發生殘損毀壞現象。於是在乾隆朝，開始有計劃地進行一些先帝遺物的修復和複製活動。清太宗皇太極御製鹿角椅亦於乾隆朝由清宮內務府進行了一定維修。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清高宗弘曆第二次東巡盛京，駐蹕盛京皇宮內。此次，他在觀覽太宗皇帝所製鹿角椅後，詩興大發，欣然寫就御製詩一首。作完詩文之後，乾隆皇帝尤感不足，便命內務府工匠將其詩雕刻於椅子靠背之上，甚至將自己常用的「乾」「隆」圓、方連珠印也刻於椅背。
從此，皇太極御用鹿角椅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原來質樸的鹿角椅體現着清初武功開國的創業精神，而新添加的乾隆皇帝御製詩文，則反映了滿族人走向漢化的過程，是其文治天下的統治方略。由一件傳世器物實現多方位涵蓋，達到了器物之上可以包含的不同治國策略的目的。
宣揚功績炫耀武功
清朝中期，太宗皇帝所製鹿角椅，除了是清帝東巡盛京時恭瞻拜謁的對象，還有另外一個功能，那就是作為各代皇帝製作鹿角椅的樣板。
北京故宮現藏有一件康熙皇帝御用鹿角椅，該椅為聖祖皇帝玄燁所製，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由高宗皇帝弘曆親題御製詩文，並銘刻於椅背之上。這把鹿角椅雖然從外形上與皇太極御用鹿角椅不盡相同，但其體現的尚武精神和樸素意識，則是完全相同的。
此後的乾隆、嘉慶、道光諸帝皆遵循祖制，幾乎每年都親赴承德避暑山莊，在塞外舉行「木蘭秋獮」，並仿效太宗、聖祖之制，將捕獲的鹿角製成鹿角椅，存放於紫禁城、圓明園或避暑山莊內，其數量也不在少數。這些清宮御製鹿角椅和瀋陽故宮所藏太宗皇帝鹿角椅一樣，成為清朝皇帝宣揚祖先功績、炫耀個人武功的特定之物。
此後，清宮各處所存鹿角椅因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先後劫掠，一部分流出宮外，一部分被損毀，至今除在北京故宮、承德避暑山莊保留有數把康熙、乾隆、嘉慶皇帝御製鹿角椅外，在社會上也有少量珍藏。
在瀋陽故宮十大鎮館之寶中，如同鹿角椅一樣，清太宗皇太極在開國戰爭中使用的御用腰刀、清太祖努爾哈赤御用寶劍，以及為當時駐城八旗官兵報警傳令之用的後金鐵鑄大金天命雲板等，均為清初期歷史文物。它們與康乾盛世的書畫、瓷器、銅缽、牌匾等，共同成就了今日瀋陽故宮的十大鎮館之寶，向後人重現了清朝皇家御用珍品的帝王氣象。
（除標註外，文物圖片均由瀋陽故宮博物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