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木器修復組史連倉視文物，乃至故宮為生命一部分\網絡圖片

　　「對留名看得很淡，快樂全在修的過程中。」北京故宮博物院木器修復組史連倉在蕭寒執導三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是說。二○一六年，這部紀錄片從彈幕網站「bilibili」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火遍大江南北，片中的故宮文物修復師們數十年如一日，默默無聞，傾盡所能還原文物真實的歷史面貌。正如蕭寒在由其主編、綠妖撰稿紀錄片同名書籍的前言寫道：「大歷史，小工匠。擇一事，終一生。」\大公報記者 劉 毅

　　為了體現是「進宮」拍攝修復師們的工作生活，紀錄片以推開故宮的兩扇門為肇始，又以鎖上兩扇門作結。蕭寒日前來港舉辦講座，亦在結束後與本報記者一席話，暢談對紀錄片拍攝，乃至對生命質感的剖析。談起拍攝初衷，蕭寒表示：「面對這群修復師時，他們的生命質感，打動我內心，我想把這份感動，告知更多人，世界上有一群人這樣活着，可能他們沒有像你們那樣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狀態去渡過他的一生，但確實如此。這亦是我身為紀錄片導演的責任。」

　　五十寒暑沒有遺憾

　　晚明文物收藏理論著作《骨董十三說》中說：「古之良工，盡心力於斯。務極精工，不使有毫髮欠缺。躊躇滿志，善，而後存之；稍有不慊，即毀之不留，莫在於世。」這份小心翼翼即為故宮文物修復師工作的真實寫照，他們在最昂貴的器物上，做着最精細的打磨，以純粹匠心，化腐朽為神奇，修復古代書畫、青銅器、宮廷鐘表、漆器、陶瓷、百寶鑲嵌，以及宮廷織錦存在的每一處殘損。

　　其中，最打動蕭寒的是木器組史連倉，「史師傅不善言辭，每每回答就是『嗯』、『是啊』。有一個鏡頭，他在經年累月生活的小院中，趴在那口大缸前，看着缸中的水，那一刻真的很打動我。他三歲那年就住在了故宮旁邊，自一九八二年始「子承父業」，從事木器修復已經歷五十載寒暑，從未想過離開。拍攝那年，史連倉已屆退休，他說，如果故宮要返聘我，我一定義不容辭、義無反顧地回來。說這句話時，眼中分明泛着淚花。」

　　人常說，性格決定命運，但史連倉讓蕭寒覺得，「在很多時候，我會思考，是否是命運決定性格？」如此，才造就了師傅們溫文內斂的性格，譬如修復一座宮廷鐘表就有上千個零件要嚴絲合縫，修復時間也需要長達數月。蕭寒續道：「過程繁瑣，但師傅們並非視文物修復只是一份工作，更是生命的一部分。設想一下，史連倉從三歲開始，就生活在故宮裏。他會覺得，這個地方就是成長的一部分，關於故宮的一切，甚至是對於修復工作的忠誠，都化成了一種精神，長到了肉裏。」

　　年過半百、氣度儒雅的鐘表修復師王津也在紀錄片熱播之後，成為了焦點。清代皇帝喜愛西洋鐘表，外國使者就紛紛送給皇帝各種各樣的鐘表，其中有一件「變魔術人鐘」最讓王津犯難，因鐘內部共有一千多個零件組成七套系統，盤根錯節堪比迷宮，他在片中闡釋：「七套系統有連接，有管走時的、有管音樂的、有管開門的、有管鳥叫的、有變魔術的……一環扣一環，稍微差一點兒就打架，卡在一起還不敢硬掰開。好在我們都有耐心。」青銅修復師王有亮也有同感：「內心浮躁的人，修不了青銅。初學者起初都碰不到文物，往往要幾個鐘頭打磨一塊銅板，既為鍛煉手藝，更重要的是磨煉心性。」

　　喚起人間溫情力量

　　不論是史連倉，還是王津都是專家，但蕭寒在拍攝時，並沒有傳遞「老學究」的古板，而是捕捉貼地的生活細節，譬如紀錄片中，修復師們清晨騎着自行車「進宮」上班，旁白就會說：「以前在皇宮裏能這麼騎自行車的，估計只有溥儀。」再比如綠妖在《我在故宮修文物》一書中記載：「有興許是御貓後代的流浪貓、黃鼠狼，還有木器組收養的各種鳥。每天，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和摹章高手沈偉自覺地擔當起餵貓職責，連《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劇組人員都知道，想逗貓，可以去摹畫室所在的第四進小院找找。」蕭寒笑言，自己並非特意拍貓，只是沒辦法迴避。

　　相比較故宮修復師的「擇一事，終一生。」蕭寒卻有不少職業轉折點，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的他，本身是學國畫出身，畢業後成為了電視媒體人，繼而又在大學任教，四十歲開始拍攝紀錄片。第一部紀錄片是《麗江．拉夫斯基》，緊隨其後的是《喜馬拉雅天梯》。

　　「近年，很多人都會嘗試攀登珠峰，花費很昂貴，部分人甚至不斷存錢，也要完成心頭夙願。當大家都感嘆於攀登者的勇氣時，卻甚少關注另外的一群人──藏族高山嚮導，他們為商業登山者鋪路、搭帳篷、修繩索、揹氧氣瓶，除卻高山嚮導的身影，最讓蕭寒感動的還有周邊的牧民，「他們會帶着氂牛來幫助登山隊伍，幫他們馱裝備，包括發電機還有吃的用的，特別是一些重的給養都必需要有氂牛馱上去，然而這個時期的氂牛也是牠一年中最瘦的時候。」拍攝中，蕭寒亦經歷一番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拍攝團隊在海拔五千二百米的大本營，接受未知的挑戰。紀錄片播出後，有人質疑牧民對待氂牛太過殘忍，蕭寒感慨道：「這是他們一年當中唯一一次可以賺到外地人錢的時候，幾千塊錢足夠藏民、牧民家庭一年當中到外面買日用品的開支。」

　　去年年底，《我在故宮修文物》電影版上映，蕭寒新片的計劃也隨之拉開序幕，延續其一貫風格，繼續關注中國傳統工藝和當下生活的關聯，中間還會到香港拍攝，「我計劃探討傳統手藝的傳承，這其中就有父輩和年輕人的衝突，以現實觀照人物內心，帶給觀眾對生活的思考。」當問及他對於繪畫和影像藝術的看法時，他爽朗笑言：「繪畫與影像並無二致，都是創作者表達世界的方式。對於現在的我而言，繪畫過於含蓄，反而是紀錄片最能打動人，也最有力量。也或許，待我八十歲時，某日又會覺得還是繪畫更適合抒發自己。」

　　採訪時，蕭寒多次提及自己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更多的是想展現「生命質感」，在他眼中，究竟如何定義這個概念？「我想呈現的首先是平靜的生命，面對生活的不容易，努力地活着。而他們的人生經歷，又大多與大眾生活不同，這個不同並非指獵奇，而是那些與普通人生活方式不同，卻能引起人們共鳴。相比較列選擇框架，我更喜歡用心量化。」這句話正契合他紀錄片中的主人公——故宮文物修復師和西藏嚮導，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有喚起人間溫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