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爾濱街頭漫步，路過中央大街西十道街，偶一抬頭，驚見「歐羅巴賓館」，這棟俄式的古舊建築，建於一九三四年，當年是白俄人開的「歐羅巴旅館」，蕭紅曾在此居住。正是她和蕭軍最落魄時，他們住在這裏，吃一角錢的黑麵包，吃五分錢的列巴圈。由於松花江漲水，旅館從包月三十元漲到六十元，他們手裏僅剩下五元錢，因付不起房費被驅趕。「床上的枕頭、床單，甚至於連桌布，都被那高大的包着花頭巾的俄國女茶房收拾了去」（蕭紅《歐羅巴旅館》）。

　　以前的「歐羅巴旅館」，現在改作了「歐羅巴賓館」，動了一個字，便有了時間的隔閡，區分了時代。賓館依然對外營業。我有些後悔，昨天怎麼沒發現，不然應該投宿在這裏的。那將是一個多麼豐厚的夜晚，會有怎樣的夢境？

　　在異國風格建築頗多的哈爾濱，歐羅巴賓館並不顯得出眾，不知市政府在牆壁上標註的「現代著名作家蕭紅曾在此居住」字樣，是否能助力這個賓館生意火爆？倘若如此，那麼與當年蕭紅的貧困潦倒相映照，也着實令人唏噓。

　　這是我在賓館門前的胡思亂想。面對故居之類的建築，我總愛胡思亂想。並且總想對故人說上幾句話。故人當然是聽不到了。我只不過是隔着時間與其對話，也就成了自說自話，那其實是與自己內心的對話。

　　今年六月，我在天津學習，傍晚逛了古文化街，然後過獅子林橋，沿海河東路踱步，河邊是一排端莊素雅的奧地利式小樓，滿目異域風情，本就欣喜不已，一抬眼，面前竟然是「馮國璋舊居」，這還不算，相隔一條不寬的民主道，對面竟然又是「袁氏舊居」。這真是個意外的驚喜。站在門前，就不願走了。

　　據說，一九一七年，在辭去代理大總統職務後，下野的馮國璋就居住在這棟樓裏。現在是二○一七年，幾個工人蹲在門前梳理管線，而袁氏舊居前樹下的石椅上，則有幾個老人在乘涼。我定定看着，彷彿這些北洋政府的要人，正從樓裏走出來，在侍從的簇擁下，上了門前的汽車。他上車的地方，大概就在我站的地方吧。

　　從空間來看，我們之間沒有距離，甚至重疊在了一起，而時間呢，卻被抽空了一百年。我又展開聯想，袁世凱的舊居，為何與馮國璋的選址這麼近呢？馮是袁的下屬、心腹，莫非為了商量國事方便？也不對，一九一七年馮國璋退隱至此，袁世凱已於一九一六年離世了，而且一年前，馮國璋是反對帝制的主要人物，並因此與袁心生芥蒂。

　　想到這裏，我有些頭疼，乾脆不去想了，考據癖一發作，是很麻煩的。對舊居、遺跡乃至前人的舊事是否較真，我很欣賞汪曾祺先生的態度。

　　汪曾祺先生去山西洪洞縣，在「蘇三監獄」（對這位因被冤入獄一年之多而聞名的明代妓女來說，監獄也應是她舊居的一種吧）園中一口叫做「蘇三井」的古井前，他看到，這井的井欄是青石的，內側有很多深深的道道，這是井繩拉出來的，便想，從明朝拉到現在，幾百年了，才能拉出這樣深的井道吧？於是，先生又「不禁想起蘇三從井裏汲水，在井邊梳頭的樣子。」

　　看看，先生面對舊人之居，所思所想與我一模一樣呢。

　　至於有人考據史上並無蘇三其人，純屬小說家言，與蘇三有關的遺跡都是附會之說，先生是寬容、隨和的：「這些有考據癖的先生也很可愛，何必那樣認真呢？洪洞縣的人願意那樣相信，你就讓他相信去得了嘛！」

　　所以，當我和朋友品嘗了狗不理包子之後，我提議再從海河東路走回去，再看看馮國璋故居。朋友詫異道，不是去過了嗎？我調侃說：「我想去看一看，馮大總統這個鐘點回家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