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瑪佐夫舍歌舞團團長米拉（右）於贈書上簽名\作者供圖

　　一九五三年五月，學校組織我們去看波蘭瑪佐夫舍歌舞團的演出，當燈光亮起，身着艷麗民族服裝的男女青年在露天舞台上唱起跳起熱烈優美的民間歌舞時，我們的心似乎被點燃了！那是一個多麼難忘的夜晚：我們陶醉在這一生首次看到的新鮮而富有魅力的藝術中，沉浸於一種純真的感情裏——須知，這演出來自社會主義的兄弟波蘭，觀賞它是何等的親切和幸福呵！

　　自此，瑪佐夫舍的歌曲便在校園裏傳開了，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小杜鵑」，休息時，這裏那裏，「小杜鵑」都在叫咕咕……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認識了留波學生小梁。這個青年倒未「鼻孔朝天」（見文末註釋），經過一段相處和「考察」，我們便結婚了。波蘭的歷史和文化往往成為我們的話題，梁還用波蘭語教我唱「小杜鵑」。他那嘶啞的嗓音和我那難聽的發音，倒也「相映成趣」！不過，這樣的日子為時不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到了。不久我們又相繼走上了「光輝的五七道路」，那無辜的小杜鵑也被視為「封資修」，被冷落在旮旯裏了……

　　八十年代初，瑪佐夫舍歌舞團第三次來華訪演。這回同去欣賞的，已是一家三口了。相距三十多年，該團添加了不少新節目，藝術水準也大大提高。例如，「小杜鵑」的演唱和配樂就處理得更加豐富和別致，令我異常興奮。梁見我如此投入，悄聲說：「你這麼喜歡波蘭藝術，將來我們一起去波蘭。」我沒回話，只覺得這事太遙遠了。

　　不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由於形勢的發展，我還真隨梁被派往我國駐波蘭大使館，安排在文化處工作。剛到波蘭，由於語言不通，我和波蘭人交往很困難。和使館的兩個波蘭女工碰上時，除問候外，也只能打打手勢。一次，當她們打掃宴會廳時，我突然想到，何不試試用音樂來交流？於是我在鋼琴上彈起「小杜鵑」。這一着真靈！只聽她們說了聲「kukuleczka」（即「小杜鵑」），便來到琴旁，和着琴聲唱起來了，從她們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好感和親近。

　　以後，與波蘭朋友交往中，碰上場合適當，話題對口，我便順乎自然地彈奏「小杜鵑」。友人們聽到這熟悉的旋律，總會跟着唱起來，大家的情緒也隨之高漲。有人說，幾乎每個歐美國家都有一兩首歌是人人會唱的，這於交流感情、活躍氣氛極有幫助。我發現，在波蘭，「小杜鵑」便是這樣一首歌。

　　這首歌在波蘭的家喻戶曉，應歸功於瑪佐夫舍歌舞團的元老團長米拉‧齊明斯卡‧塞格廷斯卡女士。一九四九年，她與丈夫塞格廷斯卡共同創辦了該團。塞格廷斯卡是位作曲家，該團的歌曲大部分是他根據民歌整理改編的。一九五五年，塞格廷斯卡去世後，米拉接替了團長兼藝術指導的職務。她本是著名的演員和歌星，藝術功底深厚。在她的辛勤努力下，該團的節目不斷豐富，表演日臻完美。她還為該團改編配寫了許多傳唱得極廣的民歌歌詞：「小杜鵑」的四段詼諧活潑並富有寓意的歌詞，則是她親自創作的；連歌舞團的駐地也是她奉獻的私人房產……瑪佐夫舍歌舞團終於聞名於世，幾十年來演遍五大洲，被譽為「波蘭文化大使」，而米拉則成了波蘭德高望重的人物。每當她出席某場演出時，全體觀眾都會為她的到來起立並久久鼓掌。

　　瑪佐夫舍歌舞團訪華三次，都由米拉率團。她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是使館的常客。每次出席使館的招待會，總和大家談笑風生。一九九三年春，歌舞團的秘書打電話給使館：她們聽說中國的人參蜂王漿對老年人很有助益，希望能讓米拉服用一些。經過一番努力，大使夫婦親自出馬，帶着我們一行八人前往瑪佐夫舍歌舞團部拜望老朋友米拉。抵達時，只見九十二歲高齡的米拉正在門口迎候，嘴裏還唱着迎賓歌。她對使館贈送的蜂王漿和工藝品十分珍愛，並當即吸了一支蜂王漿，風趣地說道：「可惜來晚了一點，不然，我還會更健康，更年輕呢！」她又親自簽名贈送每人一本她寫的自傳，還安排團員為我們表演節目，最後以大家歡唱「小杜鵑」作為結束。我算算，距一九五三年我首次聽到「小杜鵑」，眼前這些小杜鵑們應該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了。真是「人生易老歌難老」啊！臨行，米拉踏着舞蹈步子，哼着禮儀曲向我們告別。我望着這位為發展波蘭民族藝術奮鬥了一個世紀的老人，肅然起敬！

　　現在我已是耄耋老人。為着老有所樂，參加了老幹部合唱團。在我們演唱時，依然能聽到小杜鵑在叫咕咕。

（註釋：「小杜鵑」第一段歌詞為：小杜鵑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挑，看他鼻孔朝天，永遠也挑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