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認識的「六七遺孤」是何曉明，何楓的女兒。

　　何楓，沙頭角人。培僑中學畢業後，放棄了到外地升學的機會，甘願到九龍船塢工會當個小書記，薪低職重，為工友服務、爭取權益。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在一次港英軍警攻陷他服務的工會的抗爭中，他為護會，中槍而死。死時才三十四歲。那一年，曉明剛一歲。我是在曉明十八歲那年認識她的。在廣州中學畢業後，等待着升讀暨南大學的她，趁暑期返港，到我服務的旅行社實習，坐在前台，聽聽查詢電話，接受旅客報團。

　　「楊生」，每次曉明見到我，文靜的她，總是畢恭畢敬地跟我打招呼，還帶着盈盈的笑意。但每當我想起她一歲喪父，心便恍如刀割。和她真正熟絡，其實是五年前，她離世前的兩年。那一年，是「六七事件」的四十五周年。當年的一眾少年犯（YP），「發現」了和合石的一個六七參與者的集體墓地，正準備舉行四十五年來首次的公祭。幾經轉折，我終於聯繫上了曉明，因為她爸爸的墓穴也在和合石。公祭當天，我租好了車，買好鮮花，佇在她家的樓下，陪她一同前往。我公祭，她家祭。

　　「楊生」，還是那文靜的尊稱，盈盈的笑意。我上前抱了抱曉明，不讓她發現眼角的淚影——懷裏的嘵明，已不再是那十八歲的學生，而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今天，她還帶着讀會考班的女兒，第一次上山拜外公呢！但把她拉扯長大的母親，已於年前逝世了。曉明的丈夫，也在十多年前被人謀殺，至今兇手仍逍遙法外。而四十六歲的曉明，也患上癌症多年，正與生命搏鬥！

　　重逢之後，最難忘的是陪曉明上山，助她將父母的骨灰合葬。曉明的母親陳敏在何楓遇難後不久，便帶曉明兩兄妹一起回到廣州生活，避開某些人對「六七遺孤」歧視的眼光。而她則在羊城百花園的「支港」後來的「接待辦」工作，專責港澳同胞的回國參觀旅遊。所以，她和搞了好幾年旅遊的我，很是熟絡。與女兒曉明尊稱我做「楊生」不同，陳敏只叫我為「楊仔」，有時還會為我的計劃未好好完成，輕責幾句哩。曉明的母親，是我尊敬的長輩。她在丈夫逝世後一手把一對兒女撫育成人，而四十多年後，也離開她一手帶大的「六七遺孤」了。包了一台車，陪着和頑疾搏鬥中的曉明，領了新做的合葬碑上山。換了那塊豎立多年刻着「何楓烈士」的石碑，現在和合石的墓穴，合葬着兩夫妻。石碑上，在何楓、陳敏的名字上面，是一塊印有兩人合照的搪瓷相。

　　「這張照片是從何而來的呢？」我問曉明。

　　「那是爸爸臨死前一年自己造的。」曉明說。 　　原來，在何楓死前一年，因要準備在工會教授興趣班，故在外學習如何將照片「燒」在瓷片上。他拿了夫妻倆的合照，成功地造成了搪瓷照片，興高采烈地拿回家給妻子看，誰知卻給陳敏輕責。而他「日後有用」的戲言，竟一語成讖。一年後，他在工會內中槍身亡，不可能和愛妻再有合照。而妻子則要到她死去三年後，才獲批與丈夫合穴共葬。分隔四十多年後，曉明的父母終於可以永遠在一起了。石碑上的搪瓷照片，更見證了這歷史的詩篇。

　　曉明在替父母合葬之後一年，也不敵病魔的糾纏，告別了塵世。記得在她彌留間，我和嚴浩趕到醫院和她道別。這位在暨大新聞系畢業、曾任《新晚報》記者的「六七遺孤」，在她患上惡疾後，報社對她不離不棄，生活費不缺。而「新晚子弟」的嚴浩，在我的引見下，更為曉明多方設法，期以食療增強體質。但一切已是太遲了。

　　病榻前，曉明再沒有氣力叫我「楊生」，眼睛緊閉，也沒有了那盈盈的笑意。看着床前曉明那常帶着憨笑的大兒子，我強忍着淚水，對着我最憐愛的「六七遺孤」說：「放心吧！曉明，我們會照顧你的孩子長大成人的。」但願如今的曉明，已經開心地和她的父母在一起，臉上永掛着那盈盈的笑意。

（註：二○一七年七月十四日，是何楓就義五十周年。亦是五十年前才一歲的何曉明，成為「六七遺孤」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