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前右）與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在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儀式上

　　夏至次日，北京迎來一場冷雨。

　　周南家的客廳，卻洋溢着一股暖意。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多家媒體記者歡聚一起，聆聽這位九旬老人講述香港回歸歷程。

　　我憶起一九九○年春節前，周南臨危受命，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抵達香港機場，發表即席談話，送港人「春在枝頭」四個字，出自宋代《悟道詩》：「鎮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捻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客廳中堂一幅啟功書法，所題正是這首詩。

　　從中國實際出發

　　周南有「詩人外交家」美譽。一牆線裝古籍，散發陣陣書香，襯托出老人身影。他手執一把摺扇，談笑風生，卻謙虛地不提自己。

　　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Sir Percy Craddock）在回憶錄《在華經歷》（Experiences of China）中描述：「在那些天中，中方出現一個新人物─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他剛從紐約回來，作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在那兒工作十年之久。周南是精明、有教養的人，善於引用中英文名章佳句，很會勸人豪飲茅台酒。他已經掌握一些西方談判習慣，你甚至可能在電話中得到，出自他口中的權威答案。而且，就是他加快了中英雙方在一九八三年初夏，關於議程問題的談判進程。我發現他活躍，喜歡挑戰，有時很風趣，更時常令人發怵。」

　　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九月，周南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身份，與英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伊文思（Sir Richard Evans）就解決香港問題，舉行第八輪至第二十二輪會談。同年九月，周南與伊文思草簽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英國外交大臣賀維（Sir Geoffrey Howe）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帶着特別的熱情向吳學謙傳達這一切。然後，我轉向他的副手說：『香港談判沒有周南，就像沒有茅台酒的中國宴會一樣。』當我們一起乘車到機場時，周南以其特有的自豪感回敬我一句：『告訴我，賀維爵士，是否覺得茅台酒對你太濃烈了？』他在機場與我們道別，又以優雅姿態，恰如其分地引述宋朝一首詩中的一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周南肩負歷史使命，「折衝尊俎任首席，湔雪百年香港恥」。回首往事，他淡定地說：「我們只是當個小兵。」面對媒體聯合採訪，他的話題始終緊扣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

　　這使我回憶起，二○○四年二月十九日，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後，新華社全文播發鄧小平於一九八四年發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講話。

　　當天晚上，周南接受我的電話專訪時說：「『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由鄧小平提出。鄧小平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親自領導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談判和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以及過渡時期某些重大問題的解決。他對香港實際情況瞭如指掌。在此期間，他所作許多精闢論述，時至今日也一點沒有過時，仍然是認識和處理香港問題的指針。」

　　早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第一次會談，就講到「一國兩制」構想以及中國擬採取相應政策。鄧小平說：「解決香港問題，我們的調子就是那時定下來的，以後實際上就是按這個調子走的。」

　　中國面臨的實際情況，首先是用什麼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無非是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從效果上講，用和平方式為好，因為和平方式收穫最大，損失最小。用和平方式要具備條件，首先要有實力。正如鄧小平指出：「香港問題之所以能夠談成，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是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

　　戴卓爾夫人在回憶錄中也承認：「對於英國來說，這不是也不可能是勝利，因為我們是與一個不願妥協，而且在實力上遠佔優勢的對手打交道。」

　　其次，要有正確的政策。鄧小平講：「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一國兩制」則是三方面都能接受。再次，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香港問題，還能收到既能恢復行使主權，又能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之效。此外，「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施，也將為解決台灣問題樹立一個良好範例。

　　「一國兩制」構想提出之初，有英國人懷疑這只是中國所採用的一種策略手段，並不準備認真實踐。鄧小平鄭重指出：「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

　　國家主權第一位

　　國家主權是第一位問題。中方在主權問題上不能作任何讓步，不能用主權作交易。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第一次會談，就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我們不是滿清政府，不是李鴻章，在主權問題上沒有什麼可商量的。

　　針對英國企圖打「經濟牌」，講什麼「沒有英國管治香港就會衰落」，就會危及中國「四化」建設等論調，鄧小平明確指出：說香港的繁榮「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

　　鄧小平尖銳指出：「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他又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其後，在談判過程中，英方還想在「主權換治權」問題上糾纏，並繼續打「經濟牌」，幻想用這種方式迫使中方讓步。但中方不為所動，使英方不得不逐步退卻。柯利達在回憶錄中寫道：「不得不承認，看來中國領導人在維護國家主權與保持香港繁榮兩者之間發生衝突時，寧可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也不會在國家主權問題上讓步。」

　　「一國兩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主權國家範圍內，實行兩種社會制度，而且必須是以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大陸為主體。鄧小平多次強調：這個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

　　中央對港政策規定，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在內部事務上實行高度自治；同時又規定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國防與外交事務由中央管理。後者，卻受到英國反對與抗拒。在談判中，英方反覆在駐軍問題上進行糾纏，以各種藉口反對在港駐軍，為中方堅決駁回。

　　英方在外交問題上，又提出要在特區設置「英專員公署」，企圖將特區變成英聯邦成員或準聯邦成員。對高度自治則曲解為「最大限度的自治」，提出除國防、外交外，一切「剩餘權力」歸特區，力圖在最大限度上限制中國的權力。

　　鄧小平充分肯定，「港人治港」與「中央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同時，他多次鄭重指出：「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他尖銳地提出一系列至關重要的問題：特區是不是也會發生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能夠設想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他說：「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他還說：如果「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事實上，英國並未放棄繼續操控香港的圖謀。外部一些反華勢力也在處心積慮地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使之成為反對中國的基地。所以，鄧小平講：「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

　　一九八四年四月，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時，就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下親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他指出：駐軍是主權的體現，「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愛國與愛港一致

　　中央政策規定，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以及若干主要司級官員，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鄧小平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他指出：愛國者的標準應該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愛國與愛港是完全一致的。鄧小平堅信，以愛國愛港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一定能治理好香港。針對英國人散布離開他們香港便無法管理的論調，鄧小平尖銳地指出：「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

　　針對有些人希望在香港搞一套完全西化的政治制度，鄧小平指出：「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他強調：「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

　　在這個問題上，經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長時間討論，決定香港不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根據香港實際情況，採用「行政主導」制度，並將這一點寫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英國管治一個半世紀，香港根本沒有任何民主可言，港府諮詢機構「立法局」議員，也都是由港督個人委任。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已達成協議之際，港英當局突然打出「發展民主」口號，有少數人也隨之鼓噪，要求在香港盡速實行「普選」。鄧小平分析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鄧小平贊成民主應該採取「循序漸進」主張，「即使搞普選，也要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最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是按照此原則，就香港立法機構逐步增加直接選舉步驟問題達成共識，並在基本法中明確規定。對於這一點，英國政府也同意了。

　　一九八四年，中英達成協議。一片歡呼聲中，鄧小平又一次告誡大家，要保持清醒頭腦。他說：對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執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

　　到一九九二年前後，英國一些人認為中國可能出現分崩離析局面，認為時機成熟了，因而改變對港對華政策，單方面推翻過去承諾，在「加速民主進程」口號下，拋出違反《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違反雙方已達成協議，即所謂「政改方案」，要在一九九五年實行立法機構的變相全面直選。

　　英國要「加速民主進程」只不過是個手段，真實用心是想要「搞一個治港班子強加給特區政府」，「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治」，企圖在一九九七年後，繼續通過其代理人影響與操縱政局，以便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事態發展，充分證明了鄧小平的英明預見。

　　不久前，人大常委會針對少數人搞所謂「港獨」鬧劇，採取果斷措施，及時行使了基本法所賦予權力，「主動釋法」，從而有效遏制少數人挑戰國家主權的非法行為，也更突顯早日以適當方式實現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必要性。

　　「一國兩制」話題，周南與媒體記者交談一個多小時。當初，周南送港人「春在枝頭」四個字，此話一出，香港媒體悟出其中暗喻，認為給港人帶來資訊，「春天還會遠嗎」。如今，香港陸續出現「佔中」與「港獨」鬧劇之後，周南一番精闢論述，也同樣給香港帶來春天的信息。 （部分圖片由周南秘書朱興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