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這不僅是香港人的喜事，更是中華民族的盛大節日。太平山下的萬家燈火，尖沙咀對岸的璀璨城市景觀，每一次都留給我最為溫馨的感受。我出生在上海，卻與香港有久長的淵源，我的父母結識於香港，上世紀四十年代，母親和姨婆是香港居民，住在郭沫若的樓下。父親葉以群是著名的文藝評論家，時常去拜訪郭先生。那時認識了我的母親。一九五○年，母親跟隨父親來到上海，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後來姨婆也從香港來到上海，我們幾個兄妹都是她親手帶大的。

　　曾經看過霍建起導演拍攝的電影《蕭紅》。電影開頭有這樣一段情景：蕭紅的丈夫作家端木蕻良對躺在病榻上的蕭紅說：「茅盾、以群、鄒韜奮都撤離香港了，許多人都走了。」可是蕭紅卻病重走不了。她孤零零地躺在空蕩蕩的醫院裏，最終病逝在香港。電影中的那個場景重現了四十年代香港的氛圍，那時的香港是祖國的游子，被英國人統治着。

　　端木蕻良所說的撤離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日軍一佔領香港，便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實行宵禁，敵寇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並貼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須到「大日本軍指揮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當時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等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危險。在香港的日子裏，茅盾自稱是文具店的老闆，以群是總採買，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廚師，他們同甘共苦，在日軍空襲的炮火下幾度輾轉，共同經歷了戰爭年代的艱辛。

　　據歷史資料記載，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多方設法保護並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離港九，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游擊區等地。身在香港的父親以群直接參與了那次文化人的大營救。日軍攻打港九後，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幾易住所，各自分散隱蔽，彼此失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終於設法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幫助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擺脫日軍的搜捕和特務的監視、跟蹤，然後將他們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別安排他們轉移到東江游擊區或其他地區。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茅盾、葉以群、戈寶權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換上老百姓的便裝，打扮成「難民」，由游擊隊的交通員引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至黃昏時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營救人員準備好的一艘大駁船。當時，從香港去九龍的海面已經被封鎖，他們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在他的《脫險雜記》中寫道：「我們這艇子裏有Y（葉以群）、小高、寶公（戈寶權），以及其他朋友……我們說說笑笑，確信『偷渡』一定順利完成。因為這不濃不淡的霧罩太好了。但是曉風很冷，從船頭灌進來，我們雖然擠緊了的，還是不免瑟縮。」鄒韜奮、胡繩、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後由交通員帶到這裏。次日凌晨，交通員又分別將這些文化人帶上三隻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銅鑼灣出口處巡邏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終於安全抵達九龍市區秘密接待點。

　　安全到達九龍後，就改為徒步，他們背着簡單的行李翻山越嶺，經過荃灣、元朗，往離深圳不遠的東江方向去，時常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經過數天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來到東江游擊縱隊司令部的駐地白石龍鎮。司令員曾生和政委林平把大家請到司令部裏，端出了幾大碗熱氣騰騰的紅燒肉招待大家。

　　據了解，當時絕大多數的左翼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都是通過陸上交通線轉移的，白石龍村是他們從香港脫險後在內地游擊區停留的第一站。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龍村只呆了十幾天，有的呆了一個多月。但是，驚心動魄的營救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為了紀念歷史上這一次大營救，深圳市、寶安區兩級政府一共投入資金四百多萬元人民幣。於二○○五年九月二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白石龍「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正式建成並開館。我期望着早日前往參觀。

　　除此之外，在父親的記載中還有一次記憶深刻的香港之旅是一九四七年，國共戰場上進入決戰，大批無黨派知名人士陸續轉移到香港，作為過渡，免得他們遭國民黨綁架和殺害。當時來到香港的不僅有郭沫若和茅盾，還有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齊聚在那裏，他們感到建立新中國曙光已近在眼前，異常興奮。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分批安排他們乘船秘密進入東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這批從香港乘船北上的有沈鈞儒、李濟深、章乃器、鄧初民、郭沫若和茅盾等人。而父親卻是最後一批離開香港。他在潘漢年的領導下，一批批的送走了大批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然後才回到北京。

　　如今我每一次走在香港的街道上，都設法在縱橫的街巷中，穿梭的人流中找尋他們當年的足跡和身影。香港是父親和母親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地標，母親的年輕歲月曾經生活在那裏，她與我父親的愛情在那裏萌芽，她的姐妹手足後來依然常年生活在那裏，那裏始終是她的故鄉。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