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舉行福克蘭群島（The Falkland Islands，英國對馬爾維納斯群島稱呼）戰役感恩典禮剛過去兩天，「鐵娘子」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唐寧街十號舉行會議，第一次關注香港問題。
當時情景，正如賀維（Sir Geoffrey Howe）所說：「沒有人敢跟剛在福克蘭群島戰役中捍衛了英國主權的首相說，她現在必須要考慮英國對香港的『主權』了。」外交大臣及其手下殖民地事務官員，勸說戴卓爾夫人放棄「主權」時，簡直困難重重。
首次談判受挫
中國清政府與英國簽訂條約規定，香港百分之九十二地界租借給英國，租期於一九九七年到期。如果到期歸還這片土地，香港餘下百分之八地界，即香港島、九龍半島要自給自足，繼續由英國管治是非常不現實的。
借用柯利達（Sir Percy Craddock）的話，戴卓爾夫人是「以鬥志昂揚的絕不合作精神」，討論香港問題。她多次召開內閣會議，責問內閣成員，包括國防大臣：「香港軍事上能不能防守？你們說不能防守，就不防守麼？」她十分嚴肅地說，英國軍隊有理由出兵保衛香港。她還堅持說，英國毫無爭議地享有對香港剩餘土地的「永久業權」。
柯利達回憶：「首相使用了游擊戰術，劍走偏鋒，不按常理出牌。她總是製造煙幕，然後在煙幕掩護下，悄悄施行自己的真正想法。」
煙幕背後，是戴卓爾夫人對形勢的認識，她認為：「香港島本身是英國主權領土，但與香港其餘地區一樣，淡水及其他供應也都完全依賴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承認一八四二年簽訂的《南京條約》，英國正是根據這一條約得到香港島。因此，我的談判立場建立在至少對香港一部分領土，提出主權要求這一基礎之上。但我知道憑藉這一點，最終無法保證香港未來繁榮與安全。我們的談判目標是，以香港島主權換取對整個殖民地長期治理權。」
結束訪日之行，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戴卓爾夫人離開東京飛赴北京。當天下午，她進行此次訪華首次會談，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討論世界形勢。第二天上午，雙方就香港問題舉行會談，氣氛並不融洽。
戴卓爾夫人提交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闡明英國對香港問題立場。她指出：中方關心的兩個基本問題是，香港主權與保持香港繁榮。繁榮依賴於信心，如果香港管理出現大變動，香港資金就會傾巢外流。這並非英國願意看到的事，但也是我們無法阻止的事。一個崩潰瓦解的香港，對於我們兩個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個恥辱。信心與繁榮，依賴於英國對香港的治理。
趙紫陽表示，中方不打算在主權問題上妥協，並打算最晚在一九九七年對整個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戴卓爾夫人插話說，這樣的立場一旦宣布，人們就會對香港失去信心。趙紫陽回答，如果讓中方在香港主權與繁榮穩定之間做出選擇，中國將把主權放在首位。會談氣氛禮貌，但中方寸步不讓。
九月二十四日，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進行關鍵性會談。鄧小平多次重申，中方不打算就主權問題展開談判。他說，現在可以不立即宣布中國將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可以留待一兩年之後，再由中國政府正式宣布。戴卓爾夫人也重申：我希望通過進一步談判達成協議，保證在一九九七年之後英國能夠繼續治理香港，並使香港法制、政治制度與獨立貨幣體系都保持不變。如果我們能夠在更長時期內達成這樣一個協議，人們對香港信心就會大大增加。這樣，我就可以回國向英國議會有所交代，並在關乎主權的整個問題上，給中國一個滿意答覆。
鄧小平回答，如果願意的話，中國人今天晚些時候，就可以走着過去收回香港。戴卓爾夫人反駁：你們確實可以這麼做，我也阻攔不住。但是，這將導致香港陷入崩潰，全世界都將看到中國接管後，香港發生了什麼變化。
對戴卓爾夫人來說，這次會談不愉快，也不成功。鄧小平的堅決，讓戴卓爾夫人對他毫無辦法。
她後來回憶說：「儘管存在這麼多困難，但與中方會談並沒有遭遇破壞性失敗。雖然沒有能夠實現最初目標，但我也說服鄧小平同意發表一個簡短聲明，宣布雙方已經開始會談，共同目標是維持香港穩定與繁榮。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說出一些能夠支撐香港人脆弱信心的話來。無論是香港人，還是我自己，都無法保證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我感覺，我們至少已經為舉行理智談判奠定基礎。我們都已了解對方立場。」
由強硬到務實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戴卓爾夫人召集相關大臣及港督尤德（Sir Edward Youde）舉行會議。聽說中方將於六月自行公布治港方案，認為必須阻止中方行動，以避免出現英方被動應付局面。
戴卓爾夫人建議：「在對話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情況下，我們現在應該在香港發展民主架構，讓中方以為我們將在短時期內，使香港獲得獨立或者自治，就像我們在新加坡的做法那樣。這要求我們增加香港政府中華人數量，從而使華人逐漸能夠自主決策，並使英國逐漸退居從屬地位。」她還考慮，在香港進行全民公決。
這些建議並未得到與會者贊成。駐華大使柯利達認為，這些「爆炸性觀點」與中國意向背道而馳，很不現實，難為中方接受。最後，戴卓爾夫人只好勉強讓步：同意既然中方不吃這一套，我們也就不必再做進一步研究。
一九八三年三月，戴卓爾夫人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從而打破僵局，使英中對話得以恢復。她寫道：如果英、中兩國政府能夠就如何治理香港達成協議，從而保證香港未來的繁榮與穩定，並能夠為英國議會、香港人民以及中國政府所接受，我將準備向英國議會建議，把整個香港主權歸還中國。
此次對話取得很大進展。賀維與外交部想更進一步，強烈建議戴卓爾夫人應該在會談中及早做出讓步，聲明英國將不再繼續其在香港統治。戴卓爾夫人則認為：沒有理由做出這種讓步。要利用我們手裏握有的每一張牌，進行討價還價，發揮最大效果。
形勢很快變得明顯，英方手裏的牌太少了。一九八三年夏，雙方總共舉行三輪會談，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九月五日，英方開會對形勢進行評估，認為九月二十二日復會時，如果在香港治理與主權這兩個問題上，不向中方做出讓步，會談就將破裂。
九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會談之後，引發極大不安，導致大量港元資金外逃，港元在外匯市場上也急劇貶值。戴卓爾夫人擔心，英國外匯儲備會因此面臨危險。她告訴英國財政部：目前形勢可能會引發一場危機，要立即予以阻止。九月二十七日，她在華盛頓英國大使館，與奈傑爾（Nigel Lawson）、英格蘭銀行總裁以及阿蘭．沃爾特斯（Alan Walters）見面，他們都同意戴卓爾夫人意見，即恢復「貨幣發行局制度」是唯一解決辦法。消息立即披露給金融市場，人們的信心得以恢復，一場港元危機就此結束。
十月十四日，戴卓爾夫人再次致信趙紫陽：我們願意了解中方對於香港未來的觀點。在此基礎上，還有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此時，戴卓爾夫人雖不情願，但還是決定不得不在治權上，向中方做出讓步。十月十九日，會談因此得以恢復。
十一月，戴卓爾夫人授權向中方提交有關香港立法體制、金融體制與對外經濟關係檔。中方立場卻更加強硬，明確指出：中方根本不準備與英方簽訂條約，而要宣布中方自己對香港的政策目標。
戴卓爾夫人原本打算把香港變成自治領土。到這時，她已經完全放棄這種希望。現在，最重要目標是避免雙方談判破裂。戴卓爾夫人授權柯利達向中方更清楚地解釋，她於十月十四日所寫信件含義：我們認為，一九九七年以後，英國與香港不再有任何權力與責任上的聯繫。為此，她深感沮喪。
一九八四年一月，戴卓爾夫人把柯利達調到唐寧街十號，擔任首相外事特別顧問。「柯利達能當外交顧問，正是首相對他高智慧的敬重。」柯利達領導的香港問題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Sir David Wilson）說：
「即便心中一百個不願意，瑪格麗特．戴卓爾也會想盡一切辦法質疑，並會說『我們難道不能換一種方法解決嗎』。一旦真的要做重要決定，她會特別沉着。這就是她的性格。等她做過各種嘗試後，就不再自我質疑。接着，她便會做出正確決定。」
簽署《聯合聲明》
談判過程中，面臨一個最棘手難題是，如何確定「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地位問題。戴卓爾夫人擔心，這個機構在過渡期內，會成為與香港總督並列的一個權力中心；更糟糕的是，可能會給人們造成英中「共同管轄」印象。同時，她也堅持認為，這個機構於一九九七年之後，應該繼續存在三年，以便在治權移交後，維持對香港的信心。她寫信給趙紫陽表明此意。
一九八四年四月與七月，賀維兩度訪華。七月訪華時，同行的還有柯利達。此行，他們就建立聯合聯絡小組問題，與中方達成妥協。這個小組於一九八八年七月進駐香港。
戴卓爾夫人稱讚說：「我與賀維有時會就談判的可能結果產生分歧，但他一向擅長實質性談判。這一次，他同樣自始至終地抓住問題實質。此外，他與鄧小平的會談非常有效，讓中國人感到我們可以信任，從而為我重返北京簽署聯合聲明鋪平道路。他回國後，我在內閣會議上向他表示祝賀，確實是衷心祝賀。」
十二月，戴卓爾夫人訪華，與中方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與兩年前相比，此行氣氛輕鬆得多，艱難談判已經結束。與中方會談的主要目的是，一九九七年之前過渡期內香港治理問題。
十二月十八日晚，戴卓爾夫人抵達北京。第二天上午，與趙紫陽舉行會談。戴卓爾夫人強調說，所有問題都將歸結到《基本法》擬定上，必須適合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並與香港法制體系相一致。她還強調，中方在香港廣泛徵求民意的重要性。接着，她提出一個更加敏感的話題。她說，中方可能已經注意到英方對於香港憲政發展的建議。
趙紫陽回答，中國政府不準備在過渡期內，就憲政發展做任何評論。從原則上講，中方也希望更多香港人參與香港管理，但這方面的進展決不能對香港穩定繁榮，以及一九九七年政府平穩交接產生負面影響。戴卓爾夫人就此打住話題。
下午，她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會談後，又會見鄧小平。戴卓爾夫人對鄧小平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思想，是雙方在談判過程中「天才的創舉」。鄧小平謙虛地把這歸功於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用一個恰當辭彙來說，就是「實事求是」。
中方保證，香港社會制度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保持五十年不變。戴卓爾夫人對此很感興趣，問鄧小平為什麼是五十年。「鄧小平說，中國希望在這一期限結束時，達到先進國家經濟水準。中國要發展自己，就必須在這一時期內向外界開放。中國想使其經濟現代化，維持香港穩定與繁榮符合中國利益。但這並不意味着在五十年時間裏，中國將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他說，非但不會如此，中國大陸十億人民將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台灣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會影響國家總體的社會主義方向。」
戴卓爾夫人回憶說：「他的分析即使談不上讓人信服，起碼也能讓人放心。之所以讓我放心，是因為這些話表明，中國也會出於自己的利益尋求保持香港繁榮。」
一九八七年一月，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十號開會時，意外流露出沮喪心情。當時，衛奕信剛被任命為香港倒數第二任總督。
衛奕信回憶說：「她在指導、指示我，如何開展總督工作方面沒有任何猶豫。她所糾結的是中英《聯合聲明》。她一直在說，《聯合聲明》對她而言是個錯誤，這個錯誤是多麼可怕。當時，柯利達也在。他不時地插嘴說：『但是首相閣下，您可是自己同意簽署聲明的呀，您的決定正確無誤。』她壓根沒聽進去，繼續訴說她對中國人的怨憤。我覺得，她就是想藉此發泄情緒，一抒胸中悶氣。」
「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是一位卓越政治家，以強硬手段著稱。但在香港問題上，務實精神必定佔據上風。在她看來，這絕不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