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馬華作家黎紫書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我不喜歡跟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待在一起。」在浸會大學安排的客房裏接受訪問時，黎紫書直截了當地說，她於日前在該校任為期一個月的「駐校作家」。作為近十年來馬華文學最被看好的作者之一，黎紫書六奪「馬來西亞花蹤文學大獎」，並屢獲台灣文學獎的肯定。但她不肯待在原地，她想走出作家圈、走出馬來西亞；她要寫的是人活在世界上的各種困境：「如果沒有『出走』的經歷，我就不可能，去關照馬來西亞真實的經歷是怎樣的。」/大公報記者 王豐鈴

　　喜歡文學創作的人，對自己文字的表現是有要求的，總覺得「我要比一般人寫得好、揮灑更多、表現更多文采，別人用一句就說完，我要多加幾句。」這是很多寫作人的通病，黎紫書稱之為「一個文人的虛榮」。真正促使她放棄虛榮的，是長達十多年的新聞工作。

　　報館生涯影響創作

　　最初她進入報館工作。當發現黎紫書在寫小說時，她的上司露出為難神色：「我們這裏也有一個搞文學創作的記者，他寫的新聞有很多問題，我要做大量修改。」小說的讀者偏小眾，而報章的訂閱者則是普羅大眾。黎紫書說：「我的新聞和專欄，是要寫給老百姓看的，他們需要直接，而直接並不意味着膚淺。」

　　重視讀者、把自己設想成讀者，新聞工作給了黎紫書這樣的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小說創作。她開始實驗微型小說，《臉譜》、《窗簾》、《同居者》、《童年的最後一天》……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中，文字表演的慾望被拋卻。

　　與此同時，她開始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漸漸懂得如何觀察人物、如何收集各種故事。「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小說寫的就是人，要抓準他的神色、思維、語言，我在交談的過程中，想像他們的世界是怎樣來的。」她形容，只要一上出租車，她就不再是個「作家」，而像個「大媽」，和司機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一路，而這個過程中不斷湧現的素材與想像，也為她的小說內容建構起一個天南海北的版圖。不相信記憶的真實性，不願意再寫一次同樣的事，隨手翻開她的短篇小說集《山瘟》─〈山瘟〉追述雨林中，一位馬共英雄的輝煌與沒落；〈夜行〉穿梭於密閉的火車車廂、疏離的乘客和烽火硝煙中的營帳、狗、女人、日本兵之間；〈落跑男人〉琢磨少男心事，情慾的對象由舅母始，以同性終……這部短篇小說集收錄的八個故事各不相同，「我不喜歡跟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待在一起。」

　　失落世界書寫困境

　　「以前一直聽人家說，馬來西亞有多潮濕，但我在這邊生長了三十年，根本就不覺得─你呼吸的空氣就是這樣子的嘛！可是當我從德國旅居回來，突然感到呼吸困難，馬來西亞的空氣怎麼這麼重、這麼黏濕，突然就發現了，原來這種潮濕是從一個外人、一個不習慣的人的感覺去體會到的。如果沒有『出走』的經歷，我就不可能去關照馬來西亞真實的經歷是怎樣的。」

　　有人說，「尋找」是黎紫書作品中一貫的主題，但她相信，所有寫作者都存在某種「失落感」，他們需要尋找有別於、或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某些東西，追尋已經失去的、或尚未出現的一些價值。「我要寫的，是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各種困境。我去了這麼多地方，落後的、第三世界的國家也好，先進文明的國家也好，每個地方的人就算看起來活得很平靜，都有不一樣的難題。」

　　在北京時，她不覺得空氣乾燥，倒是覺得環境很吵，人與人的話語中，充斥憤恨和暴力感；去到英國之後，社會環境變得異常安靜，禮貌而又疏離，在同一間酒吧裏，不認識的人也會聊天，然而黎紫書卻發現，這平靜底下隱藏着另一種困境─常聚首一起喝酒的一個人，某天忽然因患癌症住進醫院，大家得知後依然平靜，沒有人提議去醫院探望；住在不遠處的一個少年，某天在屋子裏上吊自殺，也就這樣安靜地消失了。「大家對彼此的問題不得而知，或許有點冷漠，我想像在那種環境下生存，要維持所謂的矜持和尊嚴是有難度的，可能我會得憂鬱症吧。」

　　對困境的迷惑，對這個世界「失落」的東西的尋找，有時會透過夢境、鏡子的折射或反射。黎紫書的小說中常現夢、鏡子、父親等元素，她不否認，缺席的父親曾給她的成長帶來很多困惑，但也因此激發她更多的思考。「他影響了我整個的人生觀，還有做人的方式，他的缺席，使我變成一個比較獨立、強悍的人，他也是我書寫的主題之一。」黎紫書認為，鏡子和夢境拓展了現實生存的空間，既包含人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懷疑，也有願望和嚮往。她從小喜歡貼着鏡子幻想，並且每晚都在做夢，絕大多數在睜眼的一剎那就忘了，只有一個關於父親的印象深刻：「我爸從來沒在我夢裏出現過，但那天很奇怪，夢見年輕時的他，拿着我寫的一本書在跟人講話：『黎紫書是我女兒。可是她很忙，不常來看我，我會原諒她的。』一再重複，有一種傷感，兩個禮拜後得知他去世了。」

　　創作離不開地域文化

　　由馬華文學在香港，聊到香港文學在馬來，黎紫書提起一個有趣的現象：香港文學在台灣發表、出版、獲獎後，常常也能獲得馬來西亞文學愛好者的認識和青睞─西西成為一代人的偶像，影響了大批作家，之後像是董啟章，黎紫書閱讀了大量他們的文字。「其實按我個人的閱讀口味，不喜歡西西這種，多少帶點童話色彩，董啟章的書又像磚頭那麼厚，但我可以理解厚重的緣由，所以更多的是以寫作同行的角度，欣賞他們對文學那種熱忱、誠懇的態度。」

　　她喜歡的是也斯。也斯的作品和香港文化深深聯繫在一起，在情感上打動了她，也是在她看來馬華文學缺乏的東西。從文學和創作的層面來看，香港與馬華同屬邊緣，正因如此，黎紫書一直留意兩地文學的差異，她觀察的角度，是文學與在地文化之間的聯繫。「我去過香港書展，奇怪於描寫香港街頭巷尾文化的書籍很多，每一吋土地，每一個角落，簡直愛得有點『自戀』─店舖裏的貓都可以做一本書。而在馬來西亞，沒有幾個作者寫本地風土人情，都是純粹地創作，沒有與整個國家、民族、在地文化聯結在一起，對土地愛的程度不及香港。」

　　「我們馬來西亞華文寫作圈的人，都不認識幾個馬來作家，或是用英文寫作的作家，甚至是像寫《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的歐大旭（Tash Aw）、寫《夕霧花園》（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的陳團英（Tan Twan Eng）這樣成名、在英國獲獎、同樣書寫馬來西亞土地上故事的作家，我們和他們是沒什麼接觸交流的。」多年來，馬華文學在華文創作領域，尤其是在大中華圈以外、東南亞範圍內，都表現得相當優秀，但這對黎紫書來說，儼然又是個「小圈子」，她害怕待久了，哪一天起就只能寫文人圈裏的困境。

　　談及馬來西亞的身世，繞不開「殖民」和「移民」，第一代華人移民將它當作「暫居地」，他們仍然心繫神州大地，並將情懷傳給子孫：「我爸爸媽媽，雖然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但仍然對祖國有一種嚮往、想像─在這裏生活，卻不屬於這片土地，自己有一天就要離開這個地方。」而到了黎紫書這一代，飄零的種子已落地生了根，莖葉上刻滿濕熱、靜謐的雨林記憶，他們把「大馬」視為家鄉，把情感和關懷都給了這片土地。

　　開花，結果，新的種子飄飄欲飛，馬華年輕一代的國族觀念再次發生變化。「因為我們的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在不斷激化─華人跟土族（馬來人）之間，人口比例差距拉大，政治或社會資源的分配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矛盾。我覺得可能下一代想着：我們終於是要走的，這個地方已經不適合我們留下去，很多人想着要移民，能走就走。所以下一代的馬華作家，作品中出來的國族問題，跟我這一代可能又有很大的差異了。」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在為《山瘟》作序時寫道：「擺盪在僑鄉亦是故鄉、彼岸猶若此岸的不確定性間」，馬華文學透露出的，是「鄉關何處的慨嘆，以及靈根自植的韌性」。整個採訪，黎紫書說了不少地方，作了不少比較，不同的氣候、氛圍、風土、人文……但無論我們把話題扯得多遠，最後總又回到那片蕉風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