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代的作家一般以寫詩為主，兼及辭賦等各體文章，仲長統（字公理，一八○─二二○）寫得很少，一向以散文著稱，他的單篇《樂志論》和專著《昌言》都非常有意思。《樂志論》是仲長統青年時代的一段名文，大講隱居的優越性—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餚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但這只是他一時的白日夢，後來還是出而為官，直到四十一歲去世。

　　《昌言》據說原有三十四篇（一說二十四篇），十萬餘字；可惜比較完整的現在只能看到三篇，就是《後漢書》本傳中引用過的《理亂》、《損益》和《法誡》，其餘的零零碎碎只有輯本，加起來也只是原書的一個零頭。

　　《昌言》有兩大重點：一是「論說古今」，發表政見，二是評論「時俗行事」（《後漢書》本傳），近於雜文。他政治見解書生氣相當濃厚，道理都對，就是甚少有可行性，同當時的形勢不合。而他批評「時俗行事」的那些短文以清明的理性深刻地揭露和嘲笑當時的種種迷信和陋習，現在讀去則更有意思。

　　例如其中批判那時的「淫厲亂神之禮」、「侜張變怪之言」、「丹書厭勝之物」以及「常俗忌諱可笑事」，都很有可觀。他曾舉住宅建築方面的迷信為例道：「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擇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又諷刺那些以迷信為職業者以及相信他們那一套胡說八道的人們說：「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富貴，而望其能自致於我，不亦惑乎！」在黃道吉日、風水宅相之說仍然流行的今天，讀這些議論仍覺虎虎有生氣。

　　仲長統又批評那時鬧新房的陋習道：

　　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逸於廣眾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污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時至今日，嫁娶之會仍有種種陋習，多有庸俗惡劣以至完全胡鬧的言行，除舊布新、有所移易是確有必要的。

　　仲長統不僅批評民間的陋習，也批評士人中的頹風，曾痛陳其時知識界的陰暗面道：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佯）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這些毛病遠不限於東漢之末，甚至可以說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他還有些言論充滿哲理，甚至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順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沉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

　　同於我者，何必可愛；異於我者，何必可憎。

　　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為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

　　研究人性，提倡修養，分析文化環境對人的影響，發為明達之論，雖然只是隻言片語，而見識不凡，且文字簡潔整飭，確有可觀。

　　就其主要成就而言，與其說仲長統是一位政論家，不如說他是一位社會文明的批評家，一位出色的雜文作家。雜文講究可讀性，仲長統筆致峭拔結實、雖然駢偶氣息比較濃厚，但能以氣運辭，能做到錢鍾書先生所說的「駿發騰踔」（《管錐編》第三冊，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三一頁）。他也善於運用散句，使文章疏宕有致，毫無雕琢的弊端。

　　仲長統在中國雜文史上應當有一席光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