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除了他自詡的「十全武功」，在整頓吏治、懲治貪腐方面，亦有很大動作。有清一代，落馬的二品以上官員，有案可稽者達四十九人，其中，順治、康熙、雍正、光緒各四人，嘉慶三人，其餘三十人皆是在乾隆朝。這是否說明，清朝的腐敗之勢，隨着乾隆盛世也水漲船高？但同時也說明乾隆的反腐是強勁有力的。

　　光緒年進士朱彭壽做過統計，乾隆朝中落馬貪官涉及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等省部級高官，從六年至六十年，前腐後繼，綿綿不絕，幾乎貫穿乾隆的整個執政期。第一位落馬的是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因犯受賄罪，於乾隆六年令自盡；第二位是浙江巡撫常安，乾隆十二年，常安遭大臣彈劾，先是被解職，後以婪索（憑藉權勢向人索取財物）、以公使錢自私（挪用招待費用）的罪名，於乾隆十三年處以絞刑。乾隆的反腐風暴至此拉開，直到乾隆六十年閩浙總督伍拉納被處斬結束。這些貪官中，多數為巡撫，即一省之長，官階為從二品，職位最高的是武英殿大學士、四川總督阿爾泰（正一品），都是老虎級貪官；平均兩年就有一名官員落馬，可見案發之密；絕大多數為索賄、受賄、貪污、剋扣等經濟類犯罪，被施以的刑罰分別為「令自盡」、「處斬」、「絞刑」，都是死刑，可見處罰之嚴。

　　史料對這些官員的涉案金額記載不詳，皆是籠統計算，比如，山東巡撫國泰的罪名是「貪縱營私、勒索屬員財物」，據《清史稿．國泰傳》記載，「國泰具服婪索諸屬吏，數輒至千萬」；湖南巡撫方世俊的涉案金額為「勒索白銀六千餘兩、受賄盈千」。這些贓款，與和珅的貪贓數億，真是小巫見大巫。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犯罪的官員已經移任，但在原任所犯之事，依然被追究。比如湖南巡撫方世俊，因在貴州巡撫任內，婪索劉標貨物，乾隆三十五年被處絞刑。劉標虧空一案，是乾隆年間的一起通天大案。威寧知州劉標因虧空被革職，不僅供出了署貴州巡撫（代理巡撫）良卿，還咬出了方世俊。在劉標向上司行賄的簿冊中，記錄了各官索銀詳情，其中方世俊曾勒索白銀六千餘兩。乾隆憤而下旨：「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國法尚可復容乎？」判良卿斬立決，派欽差大臣監視正法，又念方世俊是「專事得贓」，比良卿「貪贓枉法、欺君罔上」罪責較輕，判為斬監候，秋後問斬。於是，前後兩任巡撫，一個在二月，一個在十月，先後掉了腦袋。

　　大案的背後，還有無數小案，比如甘肅的「塌方式腐敗」。甘肅年年以乾旱為名，冒領、貪污朝廷賑濟的錢糧，陝甘總督勒爾謹更認為，甘肅太窮，財源不多，在全省「監糧為捐，盤剝百姓」，幾年就斂銀超千萬，被各級官吏私分。乾隆震怒不已：「甘肅此案，上下溝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異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當時官場普遍認為法不責眾，但他們低估了乾隆的決心。最後，除總督、巡撫、布政使被處決，貪污兩萬兩以上的五十六人也被處斬，還有四十六人被流放發配。

　　如此高壓反腐，卻百密一疏，漏掉了巨貪和珅。直到乾隆死後，嘉慶才將和珅繩之以法。據光緒年間的外交家薛福成所著《庸庵筆記》記載，抄錄的和珅家產清單，共有一百零九張，其中二十六張估價白銀兩億六千萬兩，其他八十三張未做估價的，至少還有八億兩。合在一起，達十一億兩。當時，朝廷每年的國庫收入為七千萬兩，十一億兩相當於十五年的國庫收入，難怪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和珅的巨貪是與乾隆的高度寵信分不開的。乾隆反腐六十年，一面痛下狠手，一面又姑息養奸，根本無法杜絕官場上的腐敗風氣。處斬良卿時，乾隆曾下旨要求「各省督撫共知炯戒。」然而，炯戒管用嗎？從其反腐的細節可以看出，他的反腐也是帶有個人喜好的，比如，在查辦良卿時，最讓他生氣的並非良卿的貪腐，而是「存心欺飾、欺君罔上」。而和珅處處討他歡心，他明知和珅不乾淨，卻包庇、縱容了二十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