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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專家為藏品解碼

時間:2017-04-26 03:15:45來源:大公網

  圖:《韓熙載夜宴圖》的「清吹」部分\網絡圖片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其前身為住過明、清兩代二十四位帝王的紫禁城,歷經百年滄桑,自一九二五年起,逐步向公眾開放,遊客徜徉其中,面對歷朝歷代的珍品,自是應接不暇。然館內藏品知多少,每一件藏品又有着怎樣的故事?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三位專家日前來港談寶,從《富春山居圖》流傳經過到《韓熙載夜宴圖》潛藏間諜信息,再到歷代瓷器鑒定之法,揭開塵封往事,為藏品解碼。\大公報記者 劉 毅

  元代畫家黃公望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享有「畫中蘭亭」之譽,然而在其六百年流傳過程中,幾經易手,遇劫不斷,留下不少憾事。該作品為黃公望代表作,作於元至正七年(1347年),歷時四年完成,也就是黃公望在七十九歲至八十二歲時的畫作,畫卷末的跋文記載了創作過程。

  體現黃公望晚年心境

  浙江省富春江一帶為黃公望晚年落腳之地,時年已人到暮年的畫家,完全放下功名,臨富春江賞兩岸勝景,寄情山水,興之所至,將人生態度融於山水之間,不刻意照搬兩岸景致,刪其繁就其簡,以淡墨平鋪,再以墨筆勾線描山繪樹,墨色或濃或淡、虛實交融。畫風空靈、秀逸、氣度沉雄,山石布景錯落有致,一樹一態,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館員李湜指出:「《富春山居圖》既代表元代寫意技巧與文人審美意趣,亦體現黃公望晚年出塵出仕的淡然心境。」

  此畫完成後,黃公望將此作題款贈予好友無用師,即畫作的首位藏家。明代中期以後,《富春山居圖》為畫家沈周收藏,「得此畫,沈周高興非常,愛不釋手,還邀請友人題跋,不曾想竟被該友人子據為己有,沈周求還不得。若干年後,沈周在畫攤上見此畫,無奈未帶夠錢,等他從家中取錢復歸,賣畫者早已離去。」李湜道。與名畫的失之交臂,令沈周百感交集,促使其憑藉記憶描摹出《富春山居圖》,雖筆法、意境相較原作有異,但大體上保留原作結構,由此可見愛之真切。此畫卷現保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是《富春山居圖》最早臨仿本。

  繼沈周之後,此畫為當時的收藏家高官樊順舉購買,作為沈周的好友,樊順舉邀請沈周觀摩,為了卻沈周與此畫同在的心願,樊順舉請沈周寫了一段跋文裱在畫作背後。「至今我們也無從得知當時是誰將《富春山居圖》從其友人處偷走,因沈周從未提起,可見他是一位十分厚道的人。」

  其後,《富春山居圖》又幾經易手,其中一位藏家董其昌將其抵押給收藏家吳洪裕,後者視若珍寶,生活起居,不離左右,待病危之時,竟效仿唐太宗李世民將王羲之《蘭亭序》陪葬的方式,執意要將《富春山居圖》和唐代智永和尚的《千字文》火焚陪葬。彌留之際,他令侄子吳靜庵將這兩幅作品置於火盆焚燒,親眼見到《千字文》被燒成灰燼,待《富春山居圖》投入火盆之後,他便陷入昏迷,趁其不備,吳靜庵用偷樑換柱的手法將其他畫作和《富春山居圖》替換,雖得以保存,卻一分為二,卷首燒斷一小部分的畫作被某藏家細心揭下,重新接拼,是為《剩山圖》。「一度為近代上海收藏家吳湖帆購得。後經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徵集,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李湜表示:「如今,人們在《剩山圖》上看到的斑點,即為當年被燒出的洞。」而另一部分則被稱為《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傳世名畫,卻難逃「身首異處」的命運,實乃憾事。

  山居圖「進宮」真假難辨

  《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曾於清乾隆年間「進宮」,為清宮內府收藏,並引發一樁真假難辨的公案,可謂第二個劫數,被乾隆皇帝誤判為贋品,打入冷宮長達二百年。緣何至此?早在《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進宮」前一年,乾隆皇帝得到一幅題有「子明隱居將歸錢塘,需畫山居景,圖此贈別,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落有黃公望款的山居圖(後人稱其為《富春山居圖》子明卷),開心莫名,並根據有關《富春山居圖》的文字記載,將其視作真跡。李湜說:「其實記載與這幅山居圖題跋有不少出入,無奈乾隆帝求畫心切,故武斷將這幅贋品判為真跡,更不論南巡,抑或北上避暑,皆帶在身邊,共題跋作詩五十四首,直至無處下筆為止,還將其收於書畫着錄專書《石渠寶笈》中。」喜愛程度毫不亞於吳洪裕。

  一年後,黃公望真跡《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才出現,初獲此畫的乾隆帝秉燭夜看,震驚之餘亦做了一番考證,縱使該畫與多個文字記載都有脗合之處,卻在詞臣梁詩正的影響下,斷定這幅畫為贋品。既然判其為偽作,乾隆皇帝是否便放棄收藏?「事實是乾隆依然以兩千斤重金將《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買下,理由只有一個:畫格秀潤可喜,不妨並存,且題長題跋,令大臣將該段題跋裱在畫作之上。」李湜表示。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因為乾隆帝認其為偽作,故未時常題跋,令畫作得以保存原貌。

  一九三三年,日軍侵佔山海關,為躲避戰火,故宮博物院決定將館中文物南遷,無用師卷及子明卷輾轉至上海、四川等地,也就在這時,故宮博物院專家徐邦達在庫房中看到了這兩卷畫品,經仔細考證,遂發現最多乾隆皇帝御筆的那幅才是贋品,而基本無甚題跋的那卷則為黃公望真跡。李湜詳述當年考證依據:「黃公望的印是刻在銅上,然偽作的印章則為石刻,石印乃明中後期才有,元人怎會使用?況且偽作上的董其昌題跋為節錄,並不完全。」自此,才將這段真假《富春山居圖》的誤判公案了結。而今,《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和子明卷,均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印證着這段宮廷鑒別笑談。

  夜宴圖或為南宋摹本

  《韓熙載夜宴圖》為中國古代敘事性人物故事畫絕佳之作,可謂千古無兩。作者為南唐畫家顧閎中,傳聞今日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韓熙載夜宴圖》或非顧閎中原作,而是宋代摹本。中國書畫鑒賞家徐邦達認為屬南宋摹本,現在學界大多支持這一看法,不過,這並不影響該畫的價值。

  畫作主角卻是韓熙載,韓、顧二人雖為同年代之人,但留在歷史上的信息卻相差甚多。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田藝瑉指出:「據史料記載,南唐時共有三位畫家繪製此畫:顧閎中、顧大中、周文矩。」

  南唐後主時代,大勢已去,「雖為即亡,而亡形成矣。」甚至連食鹽也需向中原北宋朝廷獲得求取,對於因父親韓光嗣坐誅,投奔南唐的韓熙載而言,雖已當上吏部侍郎,但政治理想已然破滅,且亡國當俘虜的命運迫在眉睫(韓熙載死於公元970年,距北宋滅南唐只有五年),加之後主李煜對北方籍官員素有猜忌,身處如此不利環境之中,韓熙載選擇了縱情聲色、裝瘋賣傻的自保方式,更對僧德明說:「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縱情聲色、豢養歌姬,令韓熙載入不敷出,散盡家財之際,即換上破衣爛衫,扮成沿街乞討的盲人乞丐,到各姬妾門前行乞,被朝廷傳為笑談。饒是如此,李煜仍恐韓熙載藉此結黨營私、圖謀不軌,遂命畫院「待詔」畫師顧閎中等人前去韓家一探究竟,窺其言行,再將其畫之。顧閎中一行剛好趕上韓熙載舉辦宴會,便把夜宴整個過程盡數銘記於心,結束後憑藉觀察力和記憶力,即刻作畫,報予李煜知曉。作為一次間諜行動,雖未見血腥,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成就了千古傳世名作。

  整卷《韓熙載夜宴圖》分為五段情節,第一部分「聽樂」中長臉美髯的男子就是主人公韓熙載,主要描繪他和朋友們聚精會神聆聽琵琶的場景,「彈奏琵琶的是教坊司李嘉明的妹妹,與韓熙載同坐於床的紅衣青年為新科狀元郎粲,是韓熙載最為得意的門生。」田藝瑉道。

  第二部分「擊鼓」描述的是韓熙載與歌姬們同樂的場面,其中有位名伎王屋山,最得韓熙載寵愛,其長袖善舞,表現的正是唐代流行的「六幺舞」,舞者扭動細腰,韓熙載在一旁擊鼓助興,將整個宴會帶至高潮,田藝瑉指出:「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面對如此歡快場景的韓熙載眼中並無喜悅,頗有『舉世皆濁我獨清』的意味,因其明白此為南唐滅國前的狂歡。」其中,最耐人琢磨的是德明和尚,作為出家人的他,本不應出現在歡樂場,但因為韓熙載篤信佛教,加上德明和尚又是其好友,韓熙載每遇糾結之事,就會請德明和尚指點一二。

  第三部分「歇息」為宴會的中場休息部分,主人家以瓜果招待賓客,韓熙載在侍女簇擁下卧於榻上休息,一邊洗手,一邊和侍女們進行交談。與之相較,第四部分「清吹」中的韓熙載則表現得更為放鬆隨意,他身着素白色衣衫,露出肚皮,右手輕搖蒲扇,女伎們排成一列吹奏樂器。頗具故事性的是,該段畫面一隅,有一男性賓客站在屏風旁,回頭與屏風外的女子竊竊私語。

  第五部分「送客」為全畫的終章,曲終人未散,有些賓客不願離去,依依不捨留在現場與歌姬調情,此處為整個宴會的重點,畫中的韓熙載再次執起鼓槌,默默凝視着這一切,神情黯然。行至此處,閱畢整個宴會,流露出既熱鬧又清冷,既纏綿悱惻又冷靜異常的矛盾氛圍,與其說是一場男歡女愛的豪奢宴會,不如說是為南唐王室的一記警鐘、一曲輓歌。

  張大千攜夜宴圖居港

  《韓熙載夜宴圖》與香港也有着深厚淵源,田藝瑉介紹:「畫作於乾隆初入藏清宮,後清宣統帝溥儀退位時,將此畫攜出變賣。二戰後散落民間,後為張大千以五百兩黃金購得,帶至香港。一九五一年,旅居香港的張大千準備移居海外,臨行前決定出讓其部分藏畫,其中包括《韓熙載夜宴圖》,之後即被中國政府從香港購回,一九五九年被文化部文物局撥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事情雖至此告一段落,但有關其背後的傳奇故事和隱含消息,依然留待後人的探究和解讀。

  本月六日,香港蘇富比拍出一件《明宣德青花魚藻紋十棱菱口大盌》,最終以二億二千九百零三萬七千五百港元成交(含佣金),使明代宣德瓷器再次引起人們熱捧。在北京故宮博物共計約三十六萬件中國歷代瓷器館藏中,一尊《明代宣德青花藍查體梵文出戟法輪蓋罐》之奇特造型,為歷代陶瓷罐類所僅有。俯視罐上八個板戟,頗似佛教法器中的法輪,象徵「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曾輝,法輪常轉。」

  罐內底中心自左向右橫書「大德吉祥場」五個篆體字,故宮博物院器物部主任、研究館員呂成龍道:「書寫方式與我國古代自右向左的書寫習慣不同。五個篆字外環有九個蓮瓣紋,九個蓮瓣中各書一藍查體梵文。此種設計源自明、清兩朝皇帝大都信奉佛教,並親自參與佛教活動,故明、清瓷器上出現佛教元素也是情理之中。」他亦以古陶瓷收藏家孫瀛洲鑒定歌訣闡釋明代宣德瓷鑒定之法,以助諸藏家去偽存真:「宣德年款遍器身,楷書印篆暗陽陰。橫豎花四雙單元,晉唐小楷最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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