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電影《絕地拯救33》劇照 。網絡圖片

要了解一件發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文字和視頻往往是首選的兩種方式。雖說「百聞不如一見」，但「眼見」就真的「為實」嗎？

　　石 磊

二〇一〇年八月五日，智利聖何塞銅礦發生塌方，三十三名礦工被困在地下七百多米深的礦井之中。在飢餓與絕望之中，這三十三人互相扶持、彼此鼓勵，在經歷六十九天的煎熬之後奇跡般地獲救。—整個過程中，永不放棄的堅毅、人定勝天的信念，使得這樁轟動全球的新聞成為無數創作者心目中極佳的素材，無論是通過文字，還是通過影像。在以此事為主題的眾多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電影《絕地拯救33》（The 33，內地譯《地心營救》）以及紀實文學《深諳》（Deep Down Dark）。

筆者是先看書，後看電影的。平心而論，電影中規中矩，不過不失。但在電影之後，筆者第一時間將《深諳》翻出來又看了一遍，原因在於有些頗為重要的情節，書和電影卻大相徑庭，以至於讓筆者懷疑起了自己的記憶。核對的結果，證明自己的記憶未曾出錯，但細細品味個中原因，卻也頗為有趣……

破鏡，重圓？

礦工工頭在大塌方發生前幾個月，發現了礦洞內的山壁有裂縫，於是立刻報告管理層，結果是他們在裂縫裏放置了幾面鏡子用來監測—「如果山體還在變化和開裂，鏡子肯定會碎的。」文字和影像第一個分歧點就此發生：《深諳》的作者，曾經獲得普立茲獎的赫克托．托巴爾（Héctor Tobar），在書中繼續寫道：「幾個月過去了，這些鏡子都紋絲未動。」而電影中，觀眾則可以看到礦工工頭拿着破碎的鏡子站到經理面前，說鏡子碎了，山體在移動，而經理則滿臉的見怪不怪：「這是座老礦了，山體總會移動，鏡子總會碎掉……」鏡子，到底是碎了還是沒碎？

當然是沒有碎的，而電影做出如此改編的理由，相比之下也就顯而易見：有預防措施，但措施未奏效的「真相」，只能讓人無奈；而經過改編之後，不但有預防措施，而且措施奏效了，卻被人為忽視，工頭的無奈、經理的傲慢，給原本的「天災」加上了一層「人禍」的陰影，成功地挑動觀眾的神經。

孤膽，英雄？

在經歷過六十多天的煎熬之後，援救通道終於打通。一條大約一百三十層樓高的井道，從礦洞頂部一直縱貫山體，直達礦工們被困的「庇護所」，這個高度就算自由落體都需要足足二十秒。在智利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下，一個名叫「鳳凰號」的特製膠囊型救生艙，將順着這條救援通道被放下，逐個將被困礦工帶回地面。

文字與影像的第二個分歧點就在這裏發生：《深諳》不但忠實地記錄了現場的狀況：「一名救援人員會坐上救生艙降到礦井下面。他的工作就是在下面監督三十三人進艙—然後他再最後一個離開礦井。」還將圍繞這一事實的周邊情況展現出來：「這份使命責任巨大也無上光榮，……為了選拔合適人員，智利政府組織了一場非正式的比賽，就跟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選拔測試航天員一樣……救援行動即將展開的那天上午十點，曼努埃爾．岡薩雷斯得知他會是進入『鳳凰號』的第一位救援人員。」還有隨之而來的岡薩雷斯下到礦洞中，以他的視角第一次對這群被困了六十多天礦工的觀察：「這三十三人就跟原始人一樣。好幾個人都袒胸露背，短褲捲起成『尿褲』的模樣，靴子也剪切得各式各樣。」而電影中，則將這段情節，連同岡薩雷斯這個人物完全刪了個乾淨，只是空蕩蕩的「鳳凰號」降到礦洞中，第一位礦工邁步進入礦洞，然後逃出生天……

不像文學作品沒有篇幅的限制，商業電影有着相對嚴格的時長限制，所以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取捨和刪減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電影《絕地拯救33》刪除了這段情節，除了篇幅是其中一個考量，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礦工們身上的「英雄光環」。救援當日，山體還在不斷地移動中，危險隨時可能發生，而「鳳凰號」在使用之前雖然經過多輪測試，但都是運送物資給被困的礦工，從未搭載過真人。第一次血肉之軀的「地心穿越」，在現實中交給一個擁有豐富救援經驗的專業救援人員當然是穩妥之舉，但在電影之中，在這樣一個調動觀眾情緒的「高潮位」，聚光燈下的怎能不是集勇氣與毅力於一身的礦工？於是，冒險第一個進入「鳳凰號」的英雄岡薩雷斯，就這樣消失在大銀幕上。

曲終，人散？

電影《絕地拯救33》的結束，自然是三十三名礦工被逐一救出，營救行動圓滿成功的皆大歡喜。而《深諳》在此時卻遠遠沒有結束，從某種意義上講，《深諳》的故事從這裏才真正開始。由於媒體的高度關注和廣泛報道，三十三名礦工在還沒有被救上來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了智利的「國民英雄」。民眾的熱情，帶動了各界捐助的熱潮，一位富豪來到礦井外，現場宣布會捐給每位礦工一萬美元，這相當於他們當礦工整整一年的收入，還有各種各樣其他的禮物，包括每副價值四百美元的名牌太陽眼鏡，蘋果公司捐贈的iPod，摩托車公司捐贈的每人一部最新款摩托車以及前往英國、牙買加、多米尼加、西班牙、以色列以及希臘等地的旅行……

人們毫不吝嗇地向這些「英雄」們展示着自己的熱情，但這些「英雄」在六十九天之前，還是默默無聞的礦工……他們在公眾的視野之外，正面對着他人無法想像的心靈衝擊，時常陷入到痛苦的回憶之中。有人開始向心理治療師求助，有人需要服藥才能入睡，有人常常在半夜驚叫着醒來。其中六位礦工在參加一個活動時，登上了一輛廂式貨車，「竟然全被引擎點火啟動的聲音嚇得癱坐在地」。儘管他們經常被邀請參與各種官方與非官方的活動，甚至被邀請在智利總統府舉辦的一個公眾慶祝活動，但「他們所經受的那些顯而易見的折磨，多數都展現在自己家庭的私人空間中，沒有任何官方機構走上前來勇敢地承擔起幫助。」

旨在傳播正能量的電影，自然不會把這些情節包含在其中，但正是這些情節，「補完」了真相的全貌，延展了「真相」的長度，豐富了「真相」的層次，把對於礦工的關懷從「生存」拓展到了「生活」。

險遠，至者少

對於受眾來說，電影，特別是商業電影是一種比較容易信息接收方式，故事的起承轉合，情緒的培養噴發，都由導演編劇一手設計而成，觀眾要做的只是跟隨和體驗。而文學作品，特別是《深諳》一類的紀實文學，龐雜的事實被展現在面前，如何理解，如何判斷，如何透過現象尋找到本質，讀者就要花多許多功夫。《深諳》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自己個人情感的冷靜與克制，他盡量將事實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將判斷的權利交給讀者。這是一種對真相的尊重，對讀者的信任—無需作者將事實素材咬爛嚼碎，混上自己的觀點餵給觀眾，而是相信讀者的智慧。

王安石說：「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險遠」，大意是說平坦又近的地方容易到達，遊人比較多，危險又遠的地方前來遊覽的人自然就比較少；而世上雄偉、奇特、與眾不同的景觀，常常在險阻偏遠之處。細細想來，影像和文字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