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銀香港分析，內地經濟相對於香港經濟的增長差，相信主要源自改革開放釋放了巨大的人口和制度紅利\美聯社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伊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的統計，香港經濟規模排在全球第24位，當時中國內地為全球第八大，而香港經濟規模約是內地的18.4%。在回歸近20年後的2016年，香港經濟規模全球排名降至第34位，而內地經濟則躍升為全球第二大，香港經濟只相當於內地經濟的2.8%。這當然是內地經濟增長步伐較快的結果，但到底快在哪裏，才是未來香港與內地經濟之間的增長差能否收窄還是繼續擴大的關鍵所在。\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 戴道華

　　要比較不同經濟體的規模，看的是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這就涉及實質增長率和通脹水平，另外還要轉化成為相同幣種（美元），那麼，匯率變化也要考慮在內。從1997年到2016年，香港以美元計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從1774億美元增至3161億美元，增幅為78%；同期內地經濟的規模則從9616億美元增至113916億美元，增幅1085%。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內地經濟的增速無人能出其右，其間僅有尼日利亞經濟1059%的擴展幅度、其全球排名從第56急升至第26可與之媲美。

　　那麼，內地經濟相對於香港這約10倍的增長差從何而來，就要先看兩者在20年期間的實質增長差距。

　　統計顯示，自1998年至2016年間，香港經濟有起有伏，年平均實質增長率為3.3%，其間曾在1998年和2009年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而分別錄得5.9%和2.5%的收縮。反之，內地經濟在這19年間高速增長，年平均實質增長率達到9.2%，較香港高出5.9個百分點，而在香港經濟衰退的1998年和2009年，內地經濟的實質增幅仍分別有7.8%和9.4%，它較香港的增長差當年曾拉大至13.7和11.9個百分點。這樣，在年復一年的更快增長下，香港經濟在2016年累計較1997年實質增長83%，而內地經濟則實質增長433%。

　　對比兩個經濟體的名義增長率和實質增長率，就有些有意思的發現。在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累計的實質增幅83%，較名義的78%還要高。

　　由於香港實行聯繫匯率，是準美元區，港元兌美元只能圍繞7.80有一個上下各0.6%的細小波幅，故可以說香港以美元計算的名義經濟增長裏面匯率因素影響很小。那麼，香港實質GDP增幅要高於名義GDP，就只有一個原因，即香港在這些年裏整體物價不升反略降。政府統計處的統計顯示，2016年香港的GDP平減物價指數為105.5（2014年為100），是略低於1997年的106.2的。香港經濟在這近20年期間，儘管樓市早已復甦並創新高，惟整體物價其實迄今依然沒能高於1997年。

　　內地經濟則不同，自1998年起以美元計算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1085%的增幅，遠高於實質增幅的433%，背後既有通脹的因素，也有匯率的因素。同樣地以GDP平減物價指數作為量度，2016年內地經濟的整體價格水平要比1997年高出76%；2016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CNY）較1997年底升值19%。當然，提供全球可比的以美元計價GDP的IMF所用何種通脹和匯率數據不得而知，但大致的情況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過去20年內地經濟更快地增長，從而令香港經濟對其的比率從18%下降至不到3個百分點，有約一半原因是內地經濟錄得更快的實質增長，另一半原因則來自內地更高的通脹和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之上。

　　在聯繫匯率之下，匯率因素對香港經濟規模大小的影響是中性的，而不管通脹高低，香港都不會推行獨立的貨幣政策，那麼，它與內地經濟之間的增長差只能從實質增長步伐上找原因。經濟成熟程度、增長模式、人口結構和變化、乃至勞動生產力等都影響經濟增長的快慢。香港是成熟的經濟體，在2016年其人均GDP增至43600美元（全球排名第17位，高於整體GDP的第34位），經濟當中逾三分之二為私人消費開支，服務業佔比高逾九成，相對於內地經濟（人均GDP剛過8000美元，私人消費開支佔比僅為四成，服務業佔比剛剛過半），在正常情況下，香港的經濟增長率是要慢於內地的，問題只是慢多少而已。

　　在人口方面，截至2016年底，香港的人口較1997年底增長了13.2%至737萬人，而同期內地的人口增長反而略低，增幅為11.9%至13.8億人。人口增長相信並非是兩地增長差的重要原因。但香港已有人口老化的隱憂，連同增長快得多的內地勞動生產力，就解釋了內地經濟更快的實質增長步伐。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相對簡單但全球可比的勞動生產力統計，1998年至2016年期間香港的年平均勞動生產力增長率為2.2%，它其實已經快於同期美國、歐盟和日本的1.5%、1.1%和0.8%，也快於二十國集團（G20）和全球平均的1.6%和1.3%，但就依然顯著慢於內地勞動生產力每年8.5%的增幅。有意思的是ILO的勞動生產力統計還有未來五年的預測，從2017年至2021年，香港的年均勞動生產力增長率有望加速至3.1%，而內地則放緩至6.1%，果真如此的話，內地經濟仍會繼續領跑香港經濟，惟其差距的拉大會慢於以往。

　　有鑒於此，內地經濟相對於香港經濟的增長差相信主要源自改革開放釋放了巨大的人口和制度紅利，令過去20年內地較香港的勞動生產力增長差（年均8.5%對2.2%）甚至超過了它們之間的實質增長率之差（年均9.2%對3.3%），加上通脹因素和人民幣匯率升值，就令香港的經濟總量相對於內地經濟從近兩成降至只有2.8%。香港的勞動生產力增長在全球成熟經濟體當中已經相當不俗，而且未來五年還有可能加速，惟尚不足以追上內地經濟。

　　另外，就制度而言，香港已經是全球最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之一，發掘制度紅利的空間亦相對於內地較小。最後，香港經濟高度開放令它容易受到來自外圍的重大衝擊，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海嘯都曾重創香港經濟，而內地經濟相對較低的開放程度恰好發揮了防火牆作用，大大降低了來自外圍危機的衝擊。那麼，在可見的未來，兩者的經濟規模之差相信還會擴大。

　　最後，與香港同為細小開放的新加坡，其經濟規模在1997年時排全球第37位，2016年則排全球第40位，惟它與香港經濟的差距卻從原來只相當於香港的57%收窄至94%，其人均GDP更是從原來低於香港變成趕超香港（53000美元對43600美元）。但在過去20年間，香港的年均勞動生產力增長率2.2%其實是高於新加坡的1.5%的，其間新加坡的累計通脹約較香港高出13%，新加坡元對美元升值約16%，相信都並非兩地差距收窄的主因，那麼，新加坡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主要源自其人口增長，或是其輸入外勞政策。

　　自1997年起，新加坡的人口增加了47.7%至561萬人，這肯定並非自然增長，因為當中的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高達167萬人（當中絕大部分相信是外勞），而1997年時有關人數為67萬人，即20年間多輸入了約100萬外勞，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貢獻。但與中國內地相比，在1997年時，新加坡經濟規模相當於中國內地的10.4%，但到了2016年，其比率也降至只有2.6%，可見這是普遍性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