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山東威海劉公島甲午戰爭紀念館遠眺）
文｜單淩寒
從二〇一四年「甲午戰爭」度過兩甲子至今，圍繞一百二十多年前那場「國難」的反思一直沒有停止。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日趨嚴峻的國際環境，相關討論增加了「以史為鑒」的現實意義。梁啟超稱近代中國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變」，那麼研究繁紛複雜的甲午歷史，就需要不同於古代歷史研究的，更加全面科學的辯證眼光。
不平常眼光看「甲午」
晚清「北洋水師」（大致相當於如今「北海艦隊」），於一八七五年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晚清相當於外交商務部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下轄）的李鴻章，受光緒帝之命創設，一八八八年正式成軍。共有主要軍艦二十五艘，輔助軍艦五十艘，運輸船三十艘，官兵四千餘人，是清政府四支近代海軍中實力最強、規模最大的一支。它在建成之初，曾一度是東亞第一、世界第六的近代化艦隊，但最終未免全軍覆沒的結局。認識這個問題，就要重溫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科學論斷：「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這場戰爭中，「人」的因素首先是政治制度。中國晚清政府以非常落後的古代封建制度，去力抗明治維新之後快速走上近代化、在對外擴張方面後來居上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失去了勝算的前提。當然，北洋水師成軍之後，清政府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為節省開支，不能及時更新設施、置備新艦，至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北洋艦隊在航速、射速、火炮數量、彈藥積累等軍備競賽方面，均落後於日本海軍。這就是戰術眼光問題了。
戰敗頂罪人非他莫屬
丁汝昌（一八三六至一八九五年），安徽廬江縣人，與安徽合肥的李鴻章同鄉，屬於淮軍，一八七九年被李鴻章調任北洋水師差用，此後長期督建艦隊。一八八八年清廷設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相當於外國的海軍部），李鴻章實際負責；北洋水師正式成軍後，任命丁汝昌為北洋水師提督，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海軍司令員，時年五十二歲。當時的北洋水師提督衙門設於山東半島東端距威海衛二點一海里的劉公島上，地勢險要。丁汝昌苦心經營島上軍事設施，訓練海軍，布置海防，並於一八八九年籌建北洋海軍學堂，培養專門人才。而此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確立了滅亡中國、吞併亞洲、征服世界的所謂「大陸政策」，以北洋水師作為假想敵，整軍備戰，伺機發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在突襲朝鮮漢城王宮、挾持國王後，於朝鮮豐島海面襲擊北洋水師戰艦「濟遠」、「廣乙」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年是光緒二十年，干支紀年為甲午，故史稱「甲午戰爭」。戰爭持續了九個月，日軍先後取得黃海制海權，攻下旅順、威海等軍事要塞，屠殺旅順，血洗威海，北洋水師被圍困在威海灣劉公島，力戰不利，援軍不至，最終全軍覆沒。丁汝昌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際吞鴉片，殉難自盡。
但面對戰爭慘敗，以及緊接着李鴻章與日相伊藤博文，於四月十七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及附屬島嶼以及賠款等等，中華民族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奇恥大辱。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強大壓力下，朝廷實際主政的慈禧太后不可能被問責，指揮失利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實際負責人（相當於海軍司令員）李鴻章，也不能「引咎辭職」；而十二艘戰艦的「管帶」（艦長），除「濟遠」艦之外，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精神，其中「超勇」艦管帶黃建勳及全艦官兵戰死，「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率領戰艦撞向敵艦，全艦官兵英勇就義，成為民族英雄。那麼負起戰敗責任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就非他莫屬了。
港媒揭丁汝昌殉難內幕
丁汝昌殉難六年之後，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六至六月二日，香港《循環日報》—由近代思想家王韜創辦，近代第一張宣揚改良思想，也是中國人最早自辦的中文日報，在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連載了一篇題為「不平則鳴」，署名「滄海散人」，身為「甲午餘生」者的文章，為丁汝昌鳴冤叫屈：
「自來將帥處疆場之際，其孤忠亮節，不諒於君心，不滿於眾口，每於讀史論事時，慨想其人，未嘗不唏噓太息，恨不能並世而生，為之叩九重而白其冤，塞萬口而奪其氣也。」文章起處就將人們帶進宋代岳飛、明末袁崇煥，這些忠臣良將每每蒙冤屈死的歷史悲劇的回憶中。接着歷數丁汝昌甲午無可辯駁的事實。
首先是身先士卒。丁汝昌在親臨主艦指揮作戰被敵艦擊傷後，堅持不下火線；同時嚴肅軍紀，各級將領奮勇作戰，畏敵者嚴懲：「甲午日軍破遼，軍門（指丁汝昌）於八月十八日，率全軍鏖戰大東溝。『致遠』管駕鄧世昌，以力戰死於難；『濟遠』管駕方伯謙，以逃戰死於刑；『超勇』、『揚威』、『經遠』，均以戰沒……軍門裹創負痛，整師回旅，血衣凝結，更換時解以利刃。」
第二是積極聯絡，部署岸上各陸軍友軍共同協防。電請山東巡撫李秉衡沿海增兵，致意總領威海防務的戴宗騫分兵把守：「島以內我主之，島以外君其圖之。」李鴻章雖總管理北洋海防，但是他只能指揮威海、蓬萊等地的海防軍隊，山東其他軍隊的調用均要商請山東巡撫。而且清廷特派與其有宿怨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以便相互牽制。當時駐防威海的陸軍有戴宗騫、劉超佩部綏、鞏軍約五千餘人，及總兵張文宣部護軍兩千餘人，主要負責劉公島炮台及威海南北岸炮台守衛，而威海東部沿海的榮成一帶，基本無力分兵防禦。
丁汝昌看到此漏洞後，曾想極力挽救，可惜沒有得到落實。日軍恰好以此為突破口。此文還原榮成之戰前後境況，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九日，日軍在榮成成山海岸登陸，二十日攻陷榮成。之前，丁汝昌曾建議綏鞏軍總統嚴守威海南幫三台，提議先伏以地雷，能守即守，不能則炸毀，萬不能落入敵手，成他人攻我之資。三十日，日軍長驅而入，鞏軍統領劉超佩，一戰喪師。丁汝昌率「濟遠」、「平遠」、「廣丙」等船，傍岸橫擊，發炮支援陸軍，敵人屍積如山，血流成海。擊斃日軍旅團長大寺安純，但最終無法挽回陸軍敗退的頹勢。金山頂綏軍六營，望風先潰，不戰而逃，其總統戴宗騫踉蹌歸島，南岸三台全部失守。日軍據我南幫之台，調轉炮口攻擊我軍。丁汝昌派遣敢死隊登陸南岸，炸毀了威力最大的趙北嘴炮台。
第三，在岸上守軍炮台、陣地相繼淪陷後，劉公島北洋水師總部成為孤島，他依然全力鼓舞士氣，等待援兵。二月一日，丁汝昌派出數百奮勇之人，試圖奪回丟失的炮台。為防日本利用北岸炮台，自行炸毀威海北岸炮台，並令勁兵嚴守劉公島內的東西各台，毀民船四十餘隻，以示背水一戰。四日，日艇潛入，擊沉其二，捉獲其一。這夜四時，「定遠」中雷沉沒，戴宗騫羞憤自盡。至此，北洋海軍已毀傷大半，危在旦夕。
最後，是待援落空，窮途末路，仰藥自盡。兩軍相持至十一日，據偵卒回報，陸軍各路援軍：摽撫及嵩武等營，已由寧海撤退；江南三十餘營，尚駐紮在黃縣，距離劉公島還有三百餘里。彈藥已罄，人員又傷亡殆盡，劉公島勢不能保，於是決計「船亡島亡，我誓與之俱亡」，於當晚仰藥自盡。一同死節的有護軍統領張文宣、「鎮遠」副管駕楊裕成。
實事求是說，丁汝昌的仰藥自盡，不似血戰海上、葬身海疆那樣轟轟烈烈的犧牲，他的死也有許多的苦衷、無奈和解脫。他為國死戰，尚未戰死。他的死，以「殉難」稱之比較適當，而與畏戰怯敵、貪生怕死，絕對差天共地！他和他一起殉難的張文宣、楊裕成等死節官兵們，值得我們痛悼和紀念。
（圖：國博館藏「丁汝昌殉難情形稿」）
「題本」紙張書寫呈文
晚清以來，香港與上海、新加坡甚至美國三藩市等地一樣，是華僑華商匯集之地，也是反對清廷的財力、物力所在，因此包括清朝官方，都對這些地方另眼相看。香港《循環日報》連載這篇文章，是朝野各界推動的為丁汝昌平反昭雪行動的一部分。國家博物館藏署名「魯月齋」撰寫的這份呈文，「謹將前海軍提督丁軍門汝昌殉難情形，代登香港《循環日報》，於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起至十六日止，繕摺恭呈鈞鑒」，原原本本上報了晚清的一位當政者。這正是這段曲折複雜歷史的見證和重要的鎖匙。
這件呈文紙張類似清代官員上奏皇帝的「奏摺」、「題本」使用的浙江「開化紙」。其尺寸與奏摺不同，而與題本接近。奏摺縱二十二厘米、幅寬十厘米，題本縱二十五厘米、幅寬十一厘米。此文件縱高為二十六點七厘米，幅寬十一點一厘米。它的摺疊、書寫形式與奏摺、題本相同，都是每幅六行文字、恭楷；但每行字數不同，奏摺、題本滿行是二十二字，它的滿行是二十五字。可以斷定，它出自當時政府秘書班子之手，與幫助地方官員給朝廷寫報告的是同一批人。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取消了題本，只保留奏摺。官員們就使用已廢置的題本用紙書寫一般檔案。這件呈文共八幅半，紙面在保存過程中染上了深淺不一的紅色。全文大約九百九十字。
魯月齋，蕪湖南陵人，與丁汝昌為安徽同鄉，是晚清與民國早期成功米商和社會活動家，曾活躍於上海、香港等地，並與傳媒聯繫密切。《安徽文史資料全書．蕪湖卷．漫談解放前南陵米糧業》，有專文介紹此人。一九二〇年代上海《申報》、《新聞報》每天都有「南陵尖」名貴大米的行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上海《申報》一則啟事，為「韻聲票房因一周紀念會」，魯月齋為籌備會副主任。可以推定，魯月齋是安徽同鄉組織裏，推動丁汝昌平反的積極分子之一。由他找到《循環日報》報館，刊載此文，並隨即向幕後主持者作出報告。
至於文章出自何人之手，從文末「鄙亦甲午餘生，敢以目見情形，謹誌原尾雲。滄海散人」，應是參與了甲午戰爭的丁汝昌餘部核心人士。他們敢於揭諸報端、訴諸輿論，所述事實的真實性，殆無疑議。
清廷平反為的是自救
丁汝昌殉難次日，時任威海衛水陸營務處提調牛昶昺，隱瞞丁汝昌死訊，盜用丁汝昌名義，起草投降書，並鈐以北洋提督印。在得到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回書後，再次以丁汝昌的名義覆信，謊稱丁汝昌已於寫完此回信後自殺殉國。牛昶昺等人為了贏得日軍的信任，也為了逃避投降的責任，將這一切推給死者丁汝昌。於是雙方達成協議，二月二十四日牛昶昺與伊東祐亨在日軍「松島」艦上簽署《劉公島條約》，將北洋艦隊的十一艘軍艦和所有的軍用物資無條件交付日軍。
牛昶昺等人在上呈清廷的會稟中眾口一詞，將投降罪責推給丁汝昌，奉命調查海軍投降案的官員亦轉奏了這一說法，而最終被清廷採納。四月九日清廷發布上諭，把丁汝昌定為降將，並下令將其遺體着黑色囚衣，棺木亦漆成黑色，於外加三道銅箍捆鎖，寓其腰斬三截之意，以示戴罪，棺柩停於原籍村口，以磚丘圈起，不得下葬。清末愛國詩人黃遵憲作《降將軍歌》感嘆：「已降復死死為誰？可憐將軍歸骨時。白幡飄飄丹旐垂，中一丁字懸高桅。」
不久朝廷再次降旨，奪去其生前職務，籍沒家產，罪及子孫。許多人為朝廷處置心寒。他的親朋故舊、老部下，一直未停止呼籲。直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廣東水師提督薩鎮冰、直隸提督姜桂題，聯合地方士紳、商民三百餘人，聯名上書給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申請為丁汝昌平反。袁世凱據兩人致書上奏，加之籌辦海軍大臣貝勒載洵及大學士孫家鼐的奏請，於是清廷於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下詔為丁汝昌平反，以其在戰爭中「力竭捐軀，情節可憐」，准予開復生前官職，給還田產。丁汝昌的遺體才得以安葬。
清朝最高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一直延續着依靠滿蒙貴族聯盟、壓制漢族官員和社會精英的基本國策，最終造成「萬馬齊喑」的局面。進入近代後，應付日益嚴重的外敵輪番入侵、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等「內憂外患」，這一「國策」已經難以為繼，以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去世為契機，清廷回應社會輿情，為丁汝昌平反正名，合情合理，也是自救，只可惜為時已晚。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一部文博館員，圖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