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楊固女兒坦尼亞為父親整理出版回憶錄《楊固：西班牙與中國戰場九年》
中國，這個遙遠的國家，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坦尼亞．揚庫（Tania Iancu）。小時候，每當父親楊固（Dr. David Iancu）打開那隻盛滿中國物品的盒子，真像走進一個奇幻世界。如同變魔術似的，父親會拿出中國部隊頒發的金質獎章；父親會拿出象牙筷子，示範如何使用；父親還會拿出獅形玉石印章，教寫「楊固」這個中國名字……對童年坦尼亞來說，中國只存在於想像之中，直至二○○四年，年過五旬的她，應中國政府邀請訪華。
兒時夢想成真，讓她興奮極了！這年八月底，姐弟四人分別從羅馬尼亞、美國、加拿大趕來，在北京相聚一起。兩個星期，他們走訪父親生前工作的地方。坦尼亞意識到，父親沒有被中國人民忘記，自己有責任做些事情。於是，她花費兩年時間，收集資料，整理成《楊固：西班牙與中國戰場九年》一書，於二○○八年在羅馬尼亞出版。/文：何 雁
楊固回憶錄寫道：「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蘇維埃國家成立消息傳來，大多數青年為之歡欣鼓舞。他們認為，建立這樣一個國家是一條出路。於是，他們着手為建立這種社會制度奮鬥。在這一背景下，我的政治生涯開始了。」
赴西班牙戰場
一九一○年四月，楊固生於羅馬尼亞文化名城雅西。母親是裁縫，父親是木工。一九二九年，楊固考進雅西醫學院。八年後，取得外科博士學位。
西班牙內戰爆發，楊固與四百多名本國志願者一起，參加國際縱隊。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們乘火車離開布加勒斯特。其間，「一艘輪船滿載支援西班牙共和軍志願者，離開馬賽港。雖然去巴塞羅那的海路不算長，但一艘意大利潛艇突然出現在海面，志願者乘坐的船被炸沉，幾乎所有人都落海淹死。得救的人說，有人落海後抓到一根木頭，知道無獲救可能，開始唱國際歌，一直唱到用盡全部力氣，沉下水去。生命最後時刻，他們對理想的堅定信念，使我深受感動。」
抵達巴黎幾天後，楊固與二十五名各國志願者一起，乘火車抵達里昂，幾經輾轉，來到小鎮佩皮尼昂（Perpignan）。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志願者們選擇一條險峻路線，翻越比利牛斯山，進入西班牙。
一行人乘火車經巴塞羅那，「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沿途美麗景色，還有當地民眾的態度。得知國際志願者乘火車通過，瓦倫西亞（Valenciei）地區火車停留的各個車站，鄉親們手捧一筐筐柑橘等候我們，把柑橘拋進車廂，直到終點阿爾巴塞特（Albacete）。」
楊固被分配到第十三國際縱隊，轉戰安達盧西亞（Andaluzia）。「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布魯內特（Brunete）戰役開始的當天黎明，我與進攻部隊一起出發，……在敵人連續轟炸下，急救點工作夜以繼日地進行，直到前線戰況暫時穩定。我們進攻很快，沒幾天就解放加拿大（Canada）維拉努埃瓦（Vilanueva），布魯內特及其他好幾個地方。但是，部隊損失也很慘重。最辛苦的是急救車司機，無論迎着轟炸，還是黑夜沒有燈光，都要把傷員運走，險象環生。他們甚至手握方向盤發出尖叫聲，以解除疲勞。」
楊固發現嚴斐德醫生（Dr. Friedrich Jensen）受傷，被送往醫院。還有德奧志願者營的白樂夫醫生（Dr. Rolf Becker），經過戰鬥，極度衰弱，無法堅持工作。楊固接替了他。
「在羅曼尼奧（Romanillos）丘陵地區，山路與周邊貧瘠土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子。盛夏時節，炎炎烈日，土地滾燙。敵人炮火連續不斷，我一度心想，與其在這裏受罪，不如成為敵人某發炮彈目標，被打死算了。躺在毫無遮擋的土地上，我想用雙手挖一個小掩體，至少把腦袋保護起來。一隻兔子在槍林彈雨中亂竄逃生，當我看到這個小動物強烈求生願望，突然清醒過來。從那時起，無論遇到多大困難，再也沒有產生死的念頭。」
戰鬥間隙，楊固從西班牙共產黨機關報《工人世界報》（Mundo Obrero），得知「七．七」盧溝橋事變。「我感到極大震驚。當時我深信，共和軍取得勝利已為期不遠。西班牙人民對佛朗哥鬥爭勝利後，國際縱隊部分志願者將奔赴中國，支援急需國際支援的中國人民，趕走日本侵略者。當然，我將加入聲援中國的志願者行列。」
楊固被調往第十一縱隊醫務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這個縱隊向特魯埃爾（Teruei）戰役陣地出發。「醫療物資供應充足，還有燒酒與熱飲，可以給嚴寒天氣野外作戰的士兵們暖暖身。食品也不缺少，有黃油、奶粉、可可等，都是蘇聯運來。有時，山洞空間不夠，我們把傷員安置地洞內，自己睡在山坡雪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法西斯軍隊瘋狂反攻。國際縱隊傷亡慘重，剩餘部隊改組成一個混合縱隊，即巴爾幹縱隊，隊長是波蘭醫生傅拉都（Dr. Szmuel-Moysze Flato），楊固被任命為主任醫生。
支援中國抗戰
一九三九年初，楊固隨巴爾幹縱隊敗退法國，被關押進集中營。同年六月，楊固響應英國醫藥援華會號召，加入國際援華醫療隊，於八月五日在英國利物浦登上「安尼亞斯」（Aeneas）號海輪。
經過六個星期航行，九月中旬到達香港。「一天晚上，我們應邀參加宋慶齡女士宴請。這是我們離開歐洲以來，最愉快的一次晚餐。我們可以就遇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交談。參加宴會的，還有中國共產黨代表。我們有機會了解許多中國情況，包括孫中山遺孀被放逐原因，雖然她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卻被禁止進入中國內地。通過交談，我們深切地理解她的進步思想，感受她對中國人民深沉的愛，對支持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各國人民真誠感激。」
醫療隊繞道越南，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到達柳州。「我們來到中國，特別是經過南寧與柳州時，受到當地居民，特別是年輕人，中學生與大學生的熱烈歡迎，真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他們表現出革命熱情，讓我們頃刻回憶起，之前在西班牙所遇到的情景。年輕人高唱中國與蘇聯革命歌曲，歡呼雀躍。」
在臨時修建道路上，艱難行走數日，醫療隊於十月中旬抵達貴陽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總部所在地。幾天後，林可勝博士接見了他們。
不久，楊固率醫務隊向第三十師進發。挑夫背着醫療物資，近兩個星期急行軍。「我們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的路。一路上非常艱難，沒有相應裝備，穿着厚衣服，腳上穿的是靴子。雙腳都磨破了，沒法走路。五、六天後，爬到一座山的山頂、布滿地雷的地方停下休息。翻譯告訴我，這裏曾經是蘇區，共產黨出發長征後，遭到敵人破壞。我們看到斷牆殘壁上，還有中國共產黨張貼的口號與宣傳畫。我對這裏發生的一切感到震驚。」休整一天，楊固換上草鞋，終於走到秀水，三十師指揮部所在地。
一九四○年夏，楊固與傅拉都、沈恩（Dr. George Schoen），來到重慶周恩來住所。「談話中，周恩來勸說我們，即使在國民黨隊伍工作，都是對中國人民的寶貴支持，應該學會應對各種艱難險阻。同樣，他也需要應對各種新情況，繼續留在崗位上，完成黨交給任務。聽後，大家都理解並同意周的勸告。但我說，我不可能繼續留在國民黨反動派裏工作，我想聽聽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意見。這樣，我立即給莫斯科發了一封信，因為羅共一些領導人就在那裏。信是寫給康斯坦丁．東恰（C. Doncea），請他把信轉給黨領導。我在信中表示：『與其在反動派軍隊工作，不如回國去算了。』」
這年十月初，楊固收到羅共總書記特拉戈諾夫（Draganov），即鮑里斯．斯特凡諾夫（Boris Stefanov）簽名回信。信中說，目前不是討論回國問題的時候，要尊重中國共產黨領導安排，繼續支持中國人民鬥爭。
一九四○年九月，楊固擔任湖北宜昌長江南岸一支部隊主治醫生。「在師部醫院裏，我們看到傷員都躺在院子裏，身上有積雪，一部分人已凍僵，傷口處的綁帶，一個星期都沒換過。那些還有一口氣的傷員，得不到醫治與護理，吃飯根本沒有規律。官兵對傷病員不聞不問，軍官玩牌賭博，士兵洗長官的衣服。儘管困難重重，我們還是找到一所農民房子，收治還活着的傷病員，給他們清洗傷口消毒。我與幾名戰士一起，用竹子，這種遠東各國最常用，也最豐富的建材，製作床鋪。我們還從農民手中收購稻草，用來編織草墊子，給可憐的傷病員當被子蓋。」
次年初，楊固被派往雲南蒙自。在小城郊區，醫療隊找到一處基督傳教士留下小樓，建起一所醫院。
重返羅馬尼亞
楊固經常到蒙自城門，閱讀中文簡報。一天，他從簡報上得知，德國向蘇聯發動進攻。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發動進攻兩天後，他立即寫信告知各地援華醫生。
「我與同志們萬沒想到，希特勒分子進攻蘇聯如此深入，戰爭如此持久。這也是我對蘇聯現實，第一次感到失望。通過書信，我們商量決定，要求蘇聯紅軍接受我們，去保衛蘇聯，消滅法西斯，解放祖國。經周恩來同意，一位醫生以全體醫生名義，與蘇聯駐重慶大使巴尼庫斯金（Panikuskin）取得聯繫，向他提交書面請求。
「我們的代表受到巴尼庫斯金大使熱情接待，表示立即把信轉到蘇聯政府。我們耐心地等待着，使館沒有接到任何音信。幾個星期後，終於收到莫斯科回信。遺憾的是，回信是否定的。蘇聯政府認為，我們在中國工作，也是對反希特勒法西斯戰爭支持。因為，中國軍隊抵抗並牽制德日盟軍大部分軍事力量。另外，中國軍隊中的蘇聯顧問也沒有被召回。」
有關紅軍撤退消息，使楊固感到悲傷。國際援華醫生為保衛蘇聯基金進行募捐，楊固捐出全部積蓄。
楊固同情中國農民苦難生活。「辛勤勞動給農民帶來好收成，但大部分收成都得交給地主，自己留下一點兒糧食，還得向村官上交一部分，作為稅收或支持軍隊。我曾見過許多農民，到了隆冬，一粒米都沒有了，沒辦法只能向富農地主借糧，成為借貸者。他們為了還債，只能當牛做馬，成為奴隸。正因為如此，農民死亡率相當高。」
一九四二年初，日軍佔領越南後，中國加強邊境防衛，楊固被分配到雲南蒙自山區部隊。「我特別願意與一些上年紀的農民聊天。他們喜歡侃大山，很幽默，與我聊村裏人的生活，村子及其他地方發生的一些趣聞。他們都很好客。有時，我們走遠路，天黑沒有地方過夜，儘管老百姓生活貧苦，卻熱情接待。沒有床，他們卸下自家大門，支起兩條櫈子，我們拿出睡袋，睡覺問題就解決了。老百姓自己沒有什麼吃的，卻為我們熬稀飯、烤紅薯、炸花生米，拿出自家釀製白酒（用糧食釀成，味道很像羅馬尼亞李子酒）來招待我們。」
楊固感染了斑疹傷寒。「兩周多時間，我高燒不退，常常囈語，病情危急。幸虧得到醫務隊得力助手、一名中國女護士精心照料。康復後我才得知，助手從很遠地方把德國醫生貝爾（Dr. Herbert Baer）請來，接連兩天為我治療。」
珍珠港事件之後，一九四二年底，楊固等十名援華醫生乘一架美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作為中美醫療服務聯絡醫生，參加緬甸叢林戰鬥，直至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冬，楊固重返布加勒斯特，離開祖國已整整九年。
時光飛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我作為中國對外友協陪同，結識楊固次女坦尼亞、三女兒納迪亞（Nadia）。坦尼亞是布加勒斯特一名建築師，納迪亞來自加拿大。這對姐妹富有教養，姐姐更顯文雅。姐妹倆如同影子一般，形影相隨。姐姐說什麼，妹妹便會在旁應和。有趣極了！
中羅友好協會副會長駱東泉，也是四位中方陪同之一。我們在貴陽參加國際援華醫療紀念活動，一起度過愉快時光。近期，駱東泉已將楊固回憶錄翻譯完成，預計今年內問世。這部珍貴文獻填補相關資料空白，也為本文寫作提供極大幫助。
羅馬尼亞有句諺語：「流水逝去，石頭留住。」坦尼亞童年記憶中的中國盒子，正緩緩地打開，即將展現在中國人民眼前。中國人民感懷國際援華醫療事跡，讓坦尼亞倍受感動與欣慰。在她心中，中國這片神奇土地，就是父親第二個家。
（部分圖片由楊固女兒坦尼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