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一四年國民政府參政院開院合影，二排左八為梁啟超。《袁世凱與北洋政府》，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
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年），清末「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二號人物；袁世凱（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年），「戊戌變法」關鍵時刻背信棄義，向手握重兵的慈禧太後親信直隸總督榮祿告密，慈禧太后悍然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追殺維新派，「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失敗，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梁啟超亡命日本，袁世凱與光緒皇帝、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成為政治上的死敵。當時清宮傳言，光緒帝臨終在空中寫「斬袁」兩字，囑咐胞弟醇親王載灃（一八八三至一九五一年）為他報仇。光緒、慈禧太后兩日之內相繼去世後，載灃年僅三歲的兒子溥儀繼位，時年二十六虛歲的載灃以「攝政王」身份，與光緒帝遺孀隆裕太后共掌國政，首先以辦理外交失誤開了袁世凱的缺。歷史作弄人的是，三年後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卻不得不起用在河南老家賦閒的袁世凱來對付革命黨，舊曆八月二十三日即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南下鎮壓各地起義；九月十一日（公曆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令其兼程返京。九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而從「武昌起義」，到舊曆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決定退位，這決定中國命運的四個月時間裏，十多年政治死敵的梁啟超、袁世凱，重又走到一起。在袁世凱組織的「責任內閣」裏，梁啟超被任命為司法部副大臣。
國家博物館藏梁啟超一件信劄原件，正是此時身在日本的他，通過友人與袁世凱討論這項政治任命的。通過信中內容可見，此時梁啟超願意摒棄前嫌，既非與袁世凱「利益交換」而「暗通款曲」，亦非「沽名釣譽」而「逢場作戲」，而是貫徹自己「保皇」、「改良」的一貫主張。而梁啟超在權衡自己出山與否，於國於民利弊之後，婉拒就任。這是歷史轉折關鍵時刻的重要信函，彌足珍貴。
何人受書 莫衷一是
此信劄作於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用為「開化紙」類方形信箋，縱高二十六厘米、橫闊二十四厘米，印製紅欄，縱向十一行，中心部分浮水印漢隸背景文字四行：「遠道相思，所白不既，惟萬萬為國善攝。」是說尺素有限，千言萬語難盡衷腸，惟盼受書人為國家保重貴體。後另行紅字署「飲冰集《張公方碑》」，表示以上是集東漢《張公方碑》即《張遷碑》（「君諱遷，字公方」）字。飲冰，梁啟超書齋號「飲冰室」。全信四頁，計八百餘字。
此信劄文物公布後，一向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視。但此信開頭無受書人姓名，致使不少論者把過多精力用於討論受書人為誰，至今莫衷一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原登記為「梁啟超寫給楊度的信」。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丁文江、趙豐田名著《梁啟超年譜長編》收錄此信，認為是寫給羅癭公（名惇曧，一八八○至一九二四年，與梁同為康有為弟子）的；後來有學者又考證為寫給潘若海（？至一九一六年，即潘博，康有為弟子及兒女親家）的。筆者認為這並非至關重要，重要的是信函內容揭示的歷史真相。因為此信是這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之間，就是否回國任職密集往還的多件電報、書信之一。此信寫好後四天，舊曆十月十日（十一月三十日），梁啟超致內閣電說：「有函託潘達，潘丁艱（即父或母喪），別（即另外）託人。」袁世凱收到電報，正急於知道梁啟超信的詳細內容，於公曆十二月十五、二十一日，通過同朝為官的梁士詒等梁啟超的朋友打聽。所以此信是由好友、同時被任命為學務副大臣的楊度轉達的，還是由羅癭公、潘若海或者其他人轉達的，只是誰更便利的問題。但它系統全面闡述了梁啟超對武昌起義後時局發展的看法，重要的是其內容。信件全文如下：
昨上一書，計達不審。已謁項城否？今日由使館轉來初三日明喻，敦促就道，奉讀惻然。鄙人既確信共和政體，為萬不可行於中國，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寔（實）現，端賴項城。然則鄙人不助項城，更復助誰？至旁觀，或疑為因大勢已去，引身規避。此則鄙人平生所決不屑為者。鄙人既抱一主義，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強禦之可畏。昔者與不法之政府鬥，率此精神；今日與不正之輿論鬥，亦因此精神耳！項城若真知我，當不至以此等卑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堅辭不就職者，凡辦事貴期於有成，當不惟其名，而惟其寔，當用所長，而不當用所短。吾自信項城若能與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今當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並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寔也。吾自問，對於圖治方針，可以獻替於項城者不少。然為今日計，則撥亂寔第一義，而圖治不過第二義。以撥亂論，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則必與政府斷絕關係，庶可冀國民之漸見聽納。若就此虛位，所能補於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熟思審處，必當先開去此缺，乃有辦法。望公以此意代達項城。項城明眼人，必能相喻於無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若蛇蠍，渴思所以易之。其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需保京師無恙，其下手在調和親貴，支持財政，項城當優為之；次則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鄙人無他長，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搔着癢處，使人移情於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今所為文已成者不少，惟當分先後，擇時然後布之。如用兵然，前鋒主力相機而進，攻暇不攻堅，避其朝往，擊其暮歸。今茲革軍之奏奇功，得諸兵力者僅十之三，得之言論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補救，固不可，然非與項城分勞戮力，則亦無能為役也。望公為達此意。
名兩渾。十月六日。
落款「兩渾」，在梁啟超其他信件中也有，康有為致參與變法維新活動的女兒康同璧信，也有署「兩渾，九月廿二日」，說明是當時一種熟人間書信的署名方式。道光時人文康《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四十回，書信末署「兩渾，即日」。朝鮮王朝以中文為官方語言，似乎更喜此用法，乾隆時期朝鮮學者朴趾源等學者即有使用。《中韓大辭典》解釋，是用於秘密書信落款，代替署名，意思是互相認識的人，又作「兩知」、「兩隱」或者「兩宥」，類似如今「知名不具」。而這種朝鮮式、日本式的中文詞彙，是近代旅日中國學者常用的，頗具時代特徵。
君主立憲 寄望袁氏
宣統三年舊曆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十月初三清廷通過駐日使館向梁啟超發出「明喻，敦促就道」。十幾年前同志被殺，自己遭清廷通緝亡命日本，而此時維新派擁戴的光緒皇帝英年早逝，「奉讀惻然」，是梁啟超詩人氣質的自然流露。接着集中申述「堅辭不就職」的原因：武昌起義發生後，當務之急「則撥亂寔（實）第一義」，欲撥亂反正，就需要袁、梁二人分工合作：「項城（袁世凱河南項城人，故稱）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欲化解武昌首義造成骨牌效應，當務之急是把「舉國中風狂走」的革命激情冷卻下來。支撐他與袁世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自己「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而「欲求此宗旨之寔（實）現，端賴項城」。
歷史和歷史人物是複雜的，魯迅先生曾總結民國初年幾位當政者說：「這中間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利，相形之下，後來的統治者識見淺薄不足道。」梁、袁結識可以追溯到甲午戰敗後的一八九五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進京趕考的士子「公車上書」（考生路費由官家負擔，故稱公車），揭開變法維新序幕。袁世凱參加了甲午戰爭，對當時中國制度落後的看法，與康、梁變法維新所見一致，於是在北京加入了康、梁創辦的「強學會」，並且捐銀五百兩。後來「戊戌變法」失敗前夕，維新派促請光緒帝示意袁世凱「勤王」，殺榮祿、軟禁慈禧太后，現在看來，對當時的袁世凱確實有些左右為難。後來到武昌起義發生前，袁世凱曾力薦清廷派遣五大員出國考察憲政，在天津創辦憲法研究所、自治研究所，聚集大批知識分子，表現出贊同甚至熱衷君主立憲的政治傾向，梁啟超便也開始有心聯袁。在寫給徐君勉的信中稱：「或須與袁言和，同戡此難亦未可知。」又提出「和袁，慰革（革命黨），逼滿，服漢」八字方針。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梁與袁電信往來不斷，袁擬在上海為梁開設報館。九月，梁在袁世凱電請下終於歸國，並於一九一三年九月受任為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直至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之心漸露，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兩人再次分道揚鑣。
百日大限 預測國運
武昌起義槍聲響起，清朝壽終正寢已露端倪，作為反對武裝暴動、力主君主立憲的梁啟超，與袁世凱再度合作成為不得已抉擇，這些其實毋庸贅述。此信反映的梁啟超對武昌起義後歷史走向的分析預測，值得注意。
信中兩次提到「三月」大限：「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若蛇蠍，渴思所以易之。其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需保京師無恙」。他認為武昌起義之後中國政局何去何從，關鍵期以三個月為大限。他是向着維持清朝統治的角度看問題。一方面是武昌起義後實行共和不超過三個月，就會軍閥混戰，天下大亂，遭殃的是百姓，共和必然遭到國民反對。這應是他由太平天國、捻軍之亂看到的歷史教訓。因此另一方面，這三個月裏必須保持首都北京不能亂。於是提出，「其下手在調和親貴，支持財政，項城當優為之；次則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
武昌起義後事態發展，清帝退位詔書揭示得很清楚：「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頒詔退位，共計四個月零兩天。如果從梁啟超寫此信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算起，到清帝決定退位，則為兩個半月。三個月的預測，應該說是非常準確的。對於腐爛透頂、風雨飄搖的晚清王朝來說，一有風吹草動，是非成敗百日之間立見。當年「戊戌變法」號稱「百日維新」，慈禧太后百日之內關閉了歷史給清朝統治者自救的最後一個窗口；十三年後，民主革命在武昌首義百日之間，結束了晚清政府的腐敗統治。
碑學實證 「歐底魏面」
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樣，是晚清「碑學」書法理論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在《書法指導》中指出：「臨帖不如臨碑，乾隆以前帖學很盛，中葉以後碑學代新，直到現在坷羅版發明，帖學有恢復的希望。」學書法選擇碑還要「取法乎上」，以六朝碑拓為首選，開出的具體書單是魏碑《龍門二十品》。
他學書由唐碑開始，師承主要是唐顏真卿《祭侄稿》、歐陽詢《張翰帖》、《夢奠帖》，因為「想得翰林，也學過些那時候的翰林字」。青年時期接受阮元、康有為影響，進入魏碑，致力於《張猛龍》、《張黑女》、《李超墓誌》等碑刻。「戊戌變法」後亡命日本臨行時，仍不忘帶上心儀的碑帖，在流亡期間特別是最後幾年，臨池不輟。大致在一九一二年他四十歲前後，實現了唐人碑帖與魏碑的融會貫通，納北魏碑版筆意於行書作品中。信箋所見，他此時練過《張遷碑》，還有《張壽碑》、《曹全碑》等漢碑隸書。而書信使用的字體，筆者認為基本上是「歐底魏面」——歐陽詢的骨架、魏碑的局面。像他提倡「詩界革命」一樣，書法上遵循傳統書學中的「古法」，探索新路，以清雋平和的韻致，恂恂儒雅的氣度，給以陽剛為主體的碑學書法帶來陰柔之美，獨具藝術魅力。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一部文博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