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波蘭醫生陶維德女兒埃瓦（後排右）、兩個侄子馬克與亞當（前排）、侄女阿妮亞（後排左），在新立紀念碑前合影\何雁攝
七十年前，圖雲關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三千多名醫護人員穿梭炮火之中，共完成手術十二萬台，醫治軍民六百餘萬人。其中，歐洲各國近三十名醫生，組成國際援華醫療隊，輾轉萬里來到貴陽，與中國醫護人員並肩作戰，譜寫了不朽篇章。
緬懷先輩事跡
他們為何而來？抱有什麼信念？德國醫生孟樂克（Dr. Erich Mamlok）兒子羅伯特（Dr. Robert Mamlok）認為：「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是父輩生命中最精彩部分。正如波蘭醫生傅拉都（Dr.Szmuel-Moysze Flato）所說，為我們共同的自由而奮鬥。父親孟樂克醫生說，反法西斯鬥爭給他一個明確目的。活着遠遠不夠，老鼠活着，人類則需要為更多事業而努力奮鬥。
「波蘭醫生戎格曼（Dr. Wolf Jungermann）來了，他寫道：我們帶着這輩子少有的衝勁與目標去工作。德國醫生顧泰爾（Dr. Carl Coutelle）也來了，他寫道：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部分。通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可以阻止法西斯蔓延，使我們重回家園，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
「父親戰友、羅馬尼亞醫生柯列然（Dr. Bucur Clejan），引用愛瑪．拉扎露絲（Emma Lazarus）詩句說道：直到所有人民都解放了，我們自己才解放。同樣，帶着這種世界觀，他的妻子柯芝蘭（Gisela）、英國醫生高田宜（Dr. Barbara Courtney），以及奧地利醫生王道（Dr.Teddy Wantoch），都在中國獻出了寶貴生命。」
歷史，從未消失在時間長河之中。這裏，外方後裔十個家庭三十人，中方後裔十四個家庭三十二人，五湖四海，匯聚一堂。羅伯特．孟樂克、時任救護總隊長林可勝（Dr. Robert Lim）孫女羅賓．拉姆斯登（Robin Lim Lumsden）、外孫女維維安．弗朗西斯．威特爾（Vivien Frances Whittal），一起為新立紀念碑揭幕。
「在圖雲關，與祖父戰友後裔們一起，懷念先輩，回憶往事，意義非凡。」林可勝孫女羅賓來自牙買加，她希望更多人了解祖父。外孫女維維安從英國趕來：「為了世界和平，中外醫護人員做出很大犧牲。如果沒有他們，成千上萬人會死去。我們不應該忘記那段歷史！」
一九三九年冬，德國醫生白樂夫（Dr. Rolf Becker）、奧地利醫生嚴斐德（Dr. Friedrich Jensen）與捷克醫生紀瑞德（Dr. Bedrich Kisch），響應英國醫藥援華會號召，作為第一批志願者來到圖雲關。林可勝接見他們，討論軍醫問題，一直談到深夜。
「林可勝為人謙遜，說話不慌不忙，帶有悅耳蘇格蘭口音，輕而易舉地以權威身份，成為這場討論的主角。這位出生新加坡的華人身上，有些品質極具魅力。他就讀蘇格蘭一所名牌學校與愛丁堡大學，曾作為廓爾喀團軍醫在法國服役兩年，還在東方第一流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授。
「林可勝是不受正統思想束縛的人。國民黨的說教，他並不十分放在心上。他甚至批准把救護車隊派到有共產黨部隊作戰前線。」新西蘭友人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中國紅十字會》一文中記敘。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中國的戰歌》一書描繪：「敵機對準我們飛來時，我們才找地方隱蔽。林博士一直不停地說，如果為空襲而停步，中國就會一事無成。這位個子不高的醫生，戰前是一位溫文爾雅的紳士，已經變得像鋼鐵一般強硬。如果他曾感到恐懼，對於被征服、被奴役的更大恐懼，已經克服了先前恐懼。國家的辛酸與苦難，他嘗得太多了。」
日軍威逼利誘之下，無法拉攏林可勝為侵略中國服務，竟到新加坡將其妻女處死、逼迫其父出賣靈魂。林可勝把家庭悲劇置於腦後，全身心投入戰場救護。中國遠征軍赴緬戰鬥，情景之慘烈非常人可以忍受，他卻一直隨軍堅持到最後。
「祖父經歷了殘酷戰爭年代。第一任妻子戰時去世，這對他來說是個打擊。戰後，他遠赴美國，專心學術研究。我想，這可以減輕他的痛苦，也是他最擅長的事。」一隻蜜蜂飛來，停在羅賓手上，「或許是我祖父來了。」她笑着說。
追憶崢嶸歲月
救護總隊宿舍十分簡陋，星羅棋布在山坡之間。茅草搭成屋頂，竹片編成牆板，黃泥石灰糊住縫隙。貴陽雨水多，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如遇幾日下雨不停，山溝水便會倒灌進來。
奧地利醫生富華德（Dr. Walter Freudmann）描述：「離路遠一點的山谷，有一排看不到頭的簡陋棚子，那就是為全中國建立起來的樣板醫院。……每個棚裏住着六十個病人，一個挨一個，中間沒留一點地方。床是粗木板做的，放在還帶着樹皮的圓木柱上。每個病人有一套被褥，沒有床單。護理人員不足，正在護理病人的，一個也沒看到。病人都是自己在那兒呆着。屋裏光線陰暗，毫無修飾，完全不是我們歐洲人想像的大病房。」
武漢失守後，湖南、鄂西、江西一帶成為前線，戰事十分緊急。這些外籍醫生再也無法忍受在後方醫院工作，提出「為赴前線而鬥爭」。國際援華醫療隊負責人傅拉都啟程赴湖南，醫療隊途中過渡船的照片，就是當年情景寫照。
克里斯蒂娜（Krystyna Flato）是傅拉都女兒，定居瑞典。圖雲關紀念儀式上，她向貴陽市檔案館捐贈一面日軍旗幟。另據中國前駐波蘭大使館參贊王硯記述，傅拉都把一面日軍「武運長久」旗幟，捐贈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為中國軍隊在北尖山戰役中繳獲。
歐斯勒醫生（Dr. Gabriel Ersler）曾作為國際縱隊隊員，參加西班牙內戰，多次提到傅拉都是一個好人。他說：「傅拉都在西班牙時，是我的頂頭上司。有一天，在阿拉貢前線醫療站，清晨四點多，睡夢中聽到有人進來，我立刻從床上跳起來，原來是十三旅醫療隊長傅拉都。他像天使一樣笑開了，他說沒事，叫我再去睡覺，等會兒他再來。」
西班牙內戰時，波蘭醫生戎格曼是林肯營軍醫，在穆爾西亞醫院工作，官階少尉。從西班牙撤退後，戎格曼前往中國參加抗戰。一九四五年，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請求，他繼續留在中國，負責東北及北方醫療援助工作。
戎格曼女兒卡林．克萊納（Karin Kleiner）回憶說：「媽媽當時在中國，妹妹也在中國出生。中國醫療條件落後，他們努力救治傷患，開展傳染病防治工作。比如，防止水污染以保證民眾健康。父親醫治了許多傷員與難民。我為擁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自豪。」
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短髮女士，個子精瘦，活力十足，她就是波蘭醫生陶維德（Dr. Victor Taubenfligel）女兒埃瓦（Ewa Taubenfligel）。陶維德醫生兩個侄子馬克（Mark）、亞當（Adam）及侄女阿妮亞（Ania）也趕來參加紀念活動。
一九四○年七月，日軍佔領越南，滇桂邊境告急。國民政府派國軍第五十師開往靖西縣桂越邊境布防，因環境惡劣，惡性瘧疾流行，士兵患病頗多。幸而，救護總隊派來一名醫生，他就是波蘭人陶維德。
中方醫護人員記述：「他成天工作，不事休息，夜晚也只有五六小時的睡眠，而臉上總是笑呵呵的。對病人不論官兵一視同仁，用熱情的手勢，表達他對病人的關心。由於陶醫生不怕髒、不怕累，態度親切和藹，大大帶動了我軍醫護人員，更教育了他們，使他們不再呵斥病兵，病兵也願意接受治療。陶醫生在三個多月時間裏，從這個連到那個連，辛勤地、熱情地、精心地治好了上千個病人。」
露天圖片展上，幾幅羅馬尼亞醫生楊固（Dr. David Iancu）照片，勾起兩個女兒對父親的懷念。一九四二年春，楊固在雲南搶救病人時，感染斑疹傷寒，高燒兩周不退。德國醫生貝爾（Dr. Herbert Baer）長途跋涉趕來為他治病，在一名中國女護士精心護理下，楊固身體才得以康復。女兒坦尼亞（Tania Iancu）感嘆道：「如果沒有他們，父親也許活不下來，也就沒有我們兄妹四人了。」
埃馬努埃爾．克魯克曼（Emanuel Druckman）來自以色列，是羅馬尼亞醫生柯列然外甥。在新立紀念碑上，他找到了舅舅與舅媽名字，像孩子一樣高興地雀躍起來。不遠處，兩個英俊少年被一群中學生包圍，忙於埋頭簽名。原來是德國醫生白樂夫孫子哈里（Harry）與馬克斯（Max），受到明星般追捧，成為全場一大亮點。
銘記珍貴友誼
德國醫生孟威廉（Dr. Wilhelm Mann）兩個侄女，海倫（Helen Brunner）與路易莎（Louisa Brunner）帶來一本回憶錄，書名叫《有辦法》。對孟威廉來說，當年戰亂生活沒什麼大不了，「總會有辦法」，把樂觀精神演繹得淋漓盡致。
孟威廉不是國際縱隊隊員。一九三八年底，德國法西斯大規模搜捕猶太人，他僥幸逃脫，流亡到上海，經友人介紹，決定去救護總隊服務。到達圖雲關後，他被安排到倉庫工作，負責藥物與化學品分析檢驗。一九四九年，他入職上海中國科學院，並與一位中國姑娘結了婚。
孟威廉一個侄女回憶說：「我七歲那年，第一次見到叔叔。最深的印象是，叔叔口袋裏，有很多彩色的小鳥羽毛。對於圖雲關往事，叔叔一開始說得不多，生命最後幾年，他才提起這段歷史，使這本回憶錄得以面世。」
「文革」伊始，孟威廉受到衝擊，應老友顧泰爾醫生邀請，回到民主德國，任職柏林洪堡大學。顧泰爾是國際縱隊隊員。一九三九年秋，他抵達圖雲關，赴新一軍五十師任醫療隊長，在雲南、貴州、廣西、重慶開展救護。一九四三年，他隨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抗戰勝利後，定居民主德國，先後在洪堡大學、哈雷大學任病理學教授。
顧泰爾兒子查爾斯（Dr. Charles Coutelle），兩抹濃眉，眼鏡框下一對深邃眸子，特意從英國倫敦趕來。他表示：「中外醫護人員後裔相聚貴陽，一起重溫父輩並肩奮戰歷史，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
甘保中（Prof. Jose Kaneti），可稱作「貴陽人」。他出生在圖雲關，離開中國時，年僅兩歲；重回出生地，已年過七旬。父親甘揚道醫生（Dr. Ianto Kaneti）是保加利亞人，母親張蓀芬是中國醫護人員。甘揚道於一九三九年來到圖雲關，曾任第三中隊中隊長，率隊赴前線救護。抗戰勝利後，甘揚道攜妻兒返回故鄉。
一九八三年，甘揚道夫婦訪華前夕，顧泰爾於六月十三日寫信給張蓀芬，談起英國女醫生高田宜。信中提到，高田宜在政治上受到嫌疑，即國民黨當局懷疑與不信任。
親愛的蓀芬：
讓我立刻回覆你的信吧，可惜的是：我對高田宜講不出太多東西。她出生於一個英國很好的家庭，但是她並不滿足於這種生活方式。更多的事我也不知道，顯然她自己過去不願談起。
為尋求改變，她到過印度，在普特里亞一個家庭住了較長一段時間。她接受印度哲學影響，特別受到甘地思想與生活的影響，決定過簡樸生活，用醫學知識幫助最需要的地方。這樣，她決定到中國去，並參加在北方工作的印度醫療機構。
但是，這些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嫌疑（十分荒謬）而被困在圖雲關。她感到十分痛心，她的好意與人道意圖受到非難，不准參加醫務工作，連閱讀醫學文獻也受到限制。因此，她強烈要求參加一個到廣西的醫療隊，那裏發生了鼠疫。
她在感冒情況下，匆忙打了防疫針，幾小時後得了急性腦膜炎。出現病症不到二十四小時，她就死了，當晚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前夕。
我們把她葬在圖雲關紅十字會醫院的小墓地裏，豎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還種了一棵松樹。
她是一位善良、真摯與誠實的婦女，願意成為有用的人。她的善良願望與為人服務的完美條件都被踐踏，實在令人痛心。
親愛的蓀芬與揚道，我祝願你們在中國旅行順利、愉快。這個國家與人民，我與我組中每個人一樣，都熱愛過。請你們回來後給我寫信！！！
時光流轉，斗轉星移，昔日烽火早已散盡；史海鈎沉，擷取往事，再現英雄偉岸身影。青山碧水，必定銘記這份珍貴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