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當代著名女作家丁玲\資料圖片

　　唐弢、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三卷①與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②對丁玲的評價恰如其分。前者第三六一頁寫道：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愧為一部反映土改鬥爭的優秀作品，它在藝術上的成功標明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長篇小說創作達到的新高度。」

　　後者第二四九頁稱丁玲為「左翼文學的女性開拓者」。作為丁玲「藝術個性最突出之點」的，是善於寫出人物複雜深邃、盤曲錯綜的內心世界，寫出心靈的多重奏。」（第二七一頁）「丁玲便是以一枝沉重有力的巨筆，叩擊着引導女性文學和左翼文學走向新境界的座座雄關。她這種開路者的英姿，令人以欽佩的心情，聯想到古樂府《木蘭詩》勾勒的女將『飛渡關山』的丰采。」（第二七七頁）

　　蕭乾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去世後，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百年蕭乾》（主編喬旺。副主編白托婭、王彥軍，內蒙古大學出版社二○一○年五月版。）其中收錄了陳占彪的《怎樣理解一九四八年郭沫若對蕭乾的批判》。

　　此文使我聯想到周揚對丁玲的批判。下面抄錄兩段，並附上其他人的評語。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周揚說：『從歷史來看，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這三個時期都沒有經受住考驗。』……李之璉描述：「一些人憤怒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並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講台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後來索性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

　　「九月十六日上午。……周揚做了《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長篇報告，十六日和十七日分兩次講完。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周揚的講話『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龔育之也說：『正是在這些會上，我親見了周揚疾言厲色、咄咄進逼，令人可畏的一面。』丁玲記得最清楚，且『一輩子都不敢忘而引為教育的』，是這句話：『以後，沒有人會叫你「同志」了。你該怎麼想？』周揚『說這話時，他那輕鬆、得意，一副先知的臉色』，狠狠刺中了丁玲心靈的痛處。」

　　然而，周揚的講話竟然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這個題目，後來改為《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發表於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和三月十一日《文藝報》。

　　歲月如流。毛澤東、周揚、丁玲、韋君宜等同志均已仙逝。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周揚呢？

　　竊以為，最好按照陳占彪提供的辦法去做。陳占彪寫道：「今天我們研究者思考諸如此類歷史案件時，要弄清問責和反思的『真正對象』，我們要問責的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造成個人如此作為的背後的深層的必然的時代大勢。也就是說，我們要找歷史『算帳』，而不是找郭沫若『算帳』。」

　　陳占彪用這麼幾句話來結束了自己的文章：

　　「也就是說，面對此類歷史事件，今天的人們似乎不再簡單地糾纏私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以同情的態度來反思造成他們如此作為的時代。這是今天我們的成熟和進步的地方。」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夜二十三時完，十二月三十日零時改定。」

　　誠哉斯言。全國解放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運動頻仍，周揚從來不是始作俑者，只是一位忠實的執行者。「文革」期間，他也曾鋃鐺入獄，還被打聾了一隻耳朵。倘若當年換個人來執行政策，也許還不如他呢。中國人民已進入新時代，不必算舊帳啦。

　　我覺得出版界與讀書界對丁玲不夠重視。完全可以把丁玲的某一部小說改編成供兒童閱讀的「縮寫本」。倘若有「兒童不宜」的章節，省略掉就是了。我本人就曾把雨果的《悲慘世界》縮寫成五萬字。原書譯成中文，有一百二十二萬四千字。丁玲也寫過散文、戲劇、旅美瑣記等，也許可以出好幾本「縮寫本」。總之，我不希望中國的兒童沉湎在動漫裏。讀丁玲的作品，潛移默化之間，兒童會愛祖國，愛人民，高瞻遠矚，放眼世界。

（注：①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版。②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第一版。一九九三年七月天津第二次印刷。）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