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四三年，柯列然（右）與柯芝蘭在雲南
克魯克曼（Emanuel and Neomi Druckman）夫婦，真是一對恩愛夫妻。二○一五年八月三十日晚，他們應邀出席貴陽凱賓斯基酒店的歡迎宴會，這也是國際援華醫療紀念活動之一。
克魯克曼身穿正裝，緊拉夫人的手，彷彿一鬆手就會失掉似的；他是羅馬尼亞醫生柯列然（Dr.Bucur Clejan，原名Jacob Kranzdorf）外甥，與夫人定居以色列。
次日上午，克魯克曼夫婦來到圖雲關紀念碑拜謁。露天圖片展上，他們發現三張柯列然照片，欣慰地說：「中國人民緬懷國際援華醫療隊員，沒有忘記他們。事隔許多年，還給予如此高的評價，使我們非常感動。」/何 雁
一九○四年十二月，柯列然出生於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財會教師。兄弟姐妹十二人，柯列然排行第八。中學畢業後，柯列然在父親與弟弟資助下，遠赴意大利摩德納（Modena）學醫六年，攻讀皮膚科。一九二八年，柯列然學成歸國，起初供職布加勒斯特卡里塔斯（Caritas）醫院，不久開設私人診所。
從西班牙到中國
診所有一個女鄰居柯芝蘭（Gisela Muntianu），樂於助人性格，讓柯列然倍感親切，兩人萌生愛意，結為夫妻。柯芝蘭出身紅色世家，受其家庭影響，柯列然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他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
多年後，柯列然回憶這段生活時，不僅懷念柯芝蘭「使我的生活有了規律」，「關照我的家人」，更感佩於「她使我有了正確人生觀，把我改變成現在這樣的人。」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法西斯處於上升勢頭，危及整個歐洲。一九三六年七月，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發動顛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亂。西班牙內戰爆發了！歐美各國數以萬計熱血青年，志願參加國際縱隊，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軍。
在妻子鼓勵下，柯列然變賣診所，對家人謊稱赴法國進修，於一九三八年春踏上西行列車。車站月台上，柯芝蘭一直在哭，哥哥打趣道：「看你哭得那樣厲害，好像送他上戰場似的。」柯列然在她耳邊說：「不是上戰場，又是上哪兒呀？」兩人目光相對，會心地笑了。
柯列然與戰友們一起，翻越比利牛斯山（Pirine），「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一聲不吭地緊跟接頭人，在山坡上、樹叢中、溪流邊摸索急進。」路上，「有的一腳踩空滑下溝壕，衣服被扯得稀爛，滿身是泥濘、血跡」，「忍着飢餓，頂着濕冷」，偷渡法國邊境，進入西班牙。
國際縱隊轉戰西部、北部戰場，高唱《國際歌》衝鋒陷陣，冒着敵人炮火救治傷員。在西班牙比克（Vich）附近一家醫院，柯列然與另一位羅馬尼亞醫生楊固（Dr.David Iancu）相遇，結為好友。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巴塞羅那陷落。國際縱隊戰士含着淚水，與數十萬共和軍及難民一起，撤退法國。
柯列然與戰友們被法國當局沒收武器，先後關押在戈爾斯（Gurs）與聖西普里安（Saint Cyprien）集中營。在戈爾斯，一列列營棚，「每棚能容八十人，人人僅能並肩而卧」，「飲食非常缺乏，每天是硬豆子，間或臭鹹魚……每個人身上都是虱蚤成群，飢黃骨瘦。」
這些英勇戰士靠一台收音機，了解歐洲與世界形勢，秘密印刷《解放》報。當他們收聽到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很快編輯出版《解放》特刊，發出「中國告急，緊急向中國人民支援」口號。
一九三九年八月，柯列然等十名國際縱隊醫護人員，響應挪威救援中國與西班牙委員會號召，奔赴中國。十二日，一行人來到馬賽（Marseille），登上從英國利物浦始發的「安尼亞斯」（Aeneas）號海輪，與船上五位國際縱隊醫生會合，途徑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於九月十三日抵達香港。
保盟秘書海彌達．沙爾文─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為國際援華醫療隊安排食宿，辦理過境手續。讓柯列然難忘的是，「收到一份非常特殊而光榮的請柬」，九月二十八日，保盟主席宋慶齡在住所設宴餞行。
柯列然後來回憶說：「宋慶齡是一位極富親和力，舉止端莊、精力充沛、充滿自信的女士。」臨別之際，應宋慶齡請求，國際援華醫療隊員用各自母語，合唱起《國際歌》。之後歲月裏，柯列然時常懷着景仰，回憶當時情形，並終生珍藏那張宴會席位卡。
柯芝蘭不幸殉職
當天夜晚，柯列然與大部分戰友一起，攜帶醫療物資與藥品，由海路前往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海防，後轉陸路進入中國境內，經廣西入貴州，於十月十六日到達終點——貴陽圖雲關。
圖雲關，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柯列然醫術精湛，外籍醫生中級別最高，月薪三百元；他受聘為五三七醫務隊長，輾轉湖南、湖北、廣西等地，進行戰地救護。
由於缺少人手，柯列然寫信給妻子，動員她也來中國。一九四一年初，柯芝蘭僅憑一張寫有「中國紅十字會，柯列然」紙條，遠赴中國。路經莫斯科時，有人說：「太太，你能去那麼遠找你丈夫。我倒想看看你丈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值得你冒這樣的險，吃這樣的苦！」
這天，柯芝蘭乘汽車到達圖雲關。柯列然迎上前，與她擁抱在一起。這對恩愛夫妻，在炮火硝煙的中國團聚了！柯芝蘭一到中國，堅決要求去抗戰前線工作。不久，柯列然夫婦派駐第六十五軍三八三醫務隊，並肩戰鬥在雲南蒙自、粵北樂昌等地。
一九四一年三月，越南的日軍突然增至十萬多人，大有北犯之勢。中國守軍原有第一集團軍在滇南防衛，這年，重慶又派出第九集團軍。滇南築起三道防線，共駐有九個師近十萬人。
一九四二年春，救護總隊往滇南派去第八中隊，德國醫生貝爾（Dr.Herbert Baer）任中隊長；柯列然帶領○三一醫務隊，服務於駐建水第一集團軍第二十師，柯芝蘭也是隊員之一。
建水位於滇南前線。相對河口與滇西，建水處於第三道防線，要平靜許多。大戰打響，前線不斷有傷員送來，病房不夠用，只好送到寺廟與居民家。就這樣，也不能應付所需。於是，柯列然動員士兵，就地取材，用竹子架起病室，搭起竹床篾桌，建成一所竹製醫院。
藥品總是緊缺，柯列然決定能代用的代用，可配製的配製。器材也盡力維修，設法自造。醫護人員稀缺，柯列然經常給培訓班上課，指導治療與手術。
一次疥瘡大流行，柯列然試用硫磺與石灰製成溶液，裝在大桶裏，士兵們脫個精光，用綁着布條的擦把，蘸着溶液渾身上下刷一遍，又煮沸衣物杜絕傳播渠道。大約兩個星期後，疥瘡徹底根除。「柯大夫方法」在部隊迅速推廣，治愈四萬多人。
起初，傷兵們的目光好奇地跟着柯芝蘭，卻不跟她說話。慢慢地，見柯芝蘭微笑總掛在臉上，便也笑了，換藥打針時，都搶着要柯芝蘭。有個小兵才十六歲，因營養不良浮腫厲害，腳都穿不進草鞋。柯芝蘭給小兵洗臉，他脫口喊了一聲：「媽媽！」柯芝蘭撫摸他的頭，說：「孩子，你就是我的孩子。」
一九四四年初，雲南傷寒流行。柯列然夫婦在醫院為軍人診治，還到居民家中看病。這期間，夫婦倆感染上傷寒後的回歸熱。柯列然病愈後，又日夜守護妻子床邊。
柯芝蘭卻不見好轉，終因心力衰竭於三月十四日去世，年僅三十九歲。如同送別戰死沙場的英雄一般，第二十師官兵莊嚴地為她設置靈堂，用花圈裝點靈柩，遺像兩邊有一副輓聯：「淋惠遽雲亡，南國同聲失慈母；傷殘未盡起，西方何處覓美人。」
柯芝蘭安葬在建水城北門外普庵寺附近，長眠在中國土地上。血雨腥風共同戰鬥，倏忽之間生死相隔。妻子去世第三天，柯列然衣服上掉了一顆鈕扣，自己拿起針線時，傷心地哭了。
戰地緊張救護，柯列然再也無暇哀痛。有一次，柯列然在做手術，敵機飛來，助手跑了。可是，醫生不能丟下開刀的病人走開。當時，他想：要轟炸的話，我與病人一起炸死算了。雙手有點顫抖，他還是堅持下去。幸運的是，敵機沒有扔炸彈，嗡嗡地從頭頂飛過了。
上海再見宋慶齡
日本投降兩個月後，柯列然告別醫療隊，被中國紅十字總會授予「特別會員」榮銜。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加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任職河南鄭州辦事處。
在鄭州，柯列然結識一位中國姑娘。趙婧璞，一九二○年出生於河南開封一個貧民家庭，幼年父兄病亡，與母親相依為命。抗戰時期，她曾在河南後方重傷醫院接受培訓，後考入湖南湘雅醫學院附屬高級護士學校。
第一次見面，是在鄭州紅十字醫院李院長家中午餐。柯列然一聽趙婧璞名字，立刻記起是醫院唯一護士。柯列然不停地抽着煙斗，與李院長交談，不時夾雜德語詞彙，讓趙婧璞頗感刺耳，誤以為「來了一個希特勒分子」。
一九四六年初夏，河南霍亂流行。柯列然組織防疫隊，到各地醫院增設霍亂病房，去收容所為難民治病打針。每次從外地回來，他總是顯得疲乏與憔悴。漸漸地，柯列然的誠實善良、謙虛樂觀，使趙婧璞由偏見轉為愛慕。
不久，趙婧璞肺結核病復發，柯列然匆忙趕到住處，埋怨不及時通知他。次日早晨，他送來一大包食品，瓶瓶罐罐堆滿一桌子，又支付路費請醫院工友接來趙母。之後，柯列然時常過來探望。
柯列然偶然聊起餃子，「用麵粉包碎肉的飯」。第二天，柯列然買來肉，母女倆忙着和麵、剁餡、包餃子，當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上桌時，他竟搓起雙手，笑得像孩子般地說：「呵，多麼好吃呀！」
這年聖誕節，大雪紛飛，一間簡陋房屋熱鬧非凡。柯列然與趙婧璞，舉行了一場半新半舊、半中半洋、中西結合的婚禮。婚後，柯列然赴花園口黃河復歸故道工地工作，偕夫人柯婧璞（Nely Clejan婚後改現名）前往，算是蜜月旅行了。
一九四七年底，內戰全面爆發。十二月四日下午，柯烈然夫婦來到上海新亞飯店出席酒會。柯婧璞拿着酒杯，突聽丈夫說：「您好嗎？我真高興又見到您。」
柯婧璞抬頭一看，真是驚喜！雖然沒有見過面，卻一下子認出了她，不由地伸出手來：「孫夫人！您好嗎？」柯列然介紹說：「這是我妻子。」宋慶齡握住柯婧璞的手，和藹地說：「你好，你好。」
看宋慶齡精神飽滿，一點兒也不像近六十歲的人。柯列然激動地說：「我常常高興地回憶起，我剛到中國會見您的情形……那是第一次見到您。」「那是一九……」宋慶齡思索着。
「是一九三九年，在您家中……現在我還有那上面有我名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