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費明儀（前排女童）與母親（前排左二）、父親（後排左一）及電影界前輩合影/資料圖片
費明儀在世的八十五載（一九三一年七月八日至二○一七年一月三日），生活在香港的歲月超過六十七年（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二○一七年一月），正是中國在政治上、社會上翻天覆地變化的大時代，她的人生和音樂事業，亦依附着大時代的變化而發展。
如將她一生的事業所涵蓋的眾多範疇──歌唱、教學、指揮、評論、研究、電視音樂節目主持、行政、策劃、社會活動、宗教活動、政治、商業等─加以併構所展示出來的，便是一位熱愛香港、熱愛祖國、熱愛音樂、熱愛生命的人；散發出來的都是家國情、民族情。
性格習性源自祖母王氏
作為一位音樂家的費明儀，在音樂上受到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上海、南京）、聲樂家趙梅伯（香港）、洛特．軒納夫人（Madame Lotte Schoene，巴黎），和洛特．蕾曼夫人（Madame Lotte Lehmann，美國）的影響。她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具有濃厚家國情、民族情和她成長的大時代，及她成長過程中多位親人的影響很有關係，特別是她的祖母、父親和二叔。
費明儀曾經很明確地說：「我的祖母王漱芳來自中國傳統的書香門第，我性格的形成，祖母給予我的影響極大。我的父親，是中國電影界有名的『詩人導演』費穆，我的二叔是《大公報》已故社長費彝民，無論是藝術造詣，還是民族氣節，這兩位長輩對我有着深遠重大的影響。」
費明儀三個月大時，母親巫梅（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便因產後身體虛弱，加上婆媳關係並不融洽，搬回娘家住。所以費明儀自小就跟隨着祖父、祖母生活，童年時期對母親印象幾乎空白一片。祖母生了四個兒子，沒有女兒，視費明儀如己出。祖父在她七歲那年（一九三八年）病逝，她就在父親費穆（一九○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和二叔費彝民（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等幾位叔叔的男性包圍中生活成長，很多事情沒有人問，自小就很敏感。
費明儀自幼受祖母教育薰陶，祖母具有中國婦女傳統美德，相夫教子，思想開明，處事當機立斷，聰明，能幹，如現代女強人，且持家有道，還擅長廚藝、女紅。祖母風度優美，人人敬重，刻意要培養費明儀成為第二個她，費明儀的性格便幾乎是從祖母承傳過來，除處理家務學不上手，但承受了祖母喜歡整潔和愛美，樣樣追求美與善的習慣。
父親從事藝術也追求美與善，費明儀便在父親及祖母的影響下自小也愛「美」。她喜歡紅色，則是因父親喜歡紅色，小時候總是給她買了很多紅色衣物和用品。同時，祖母、父親和各位叔叔都喜歡看各式各樣的地方戲曲，祖母對說唱曲藝，特別是蘇州彈詞，興趣尤濃，尤喜聽崑曲和京戲；父親還會哼上一兩句「譚派」老生唱腔。費明儀就在這種自幼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培養出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興趣。
父親亦師亦友身教言傳
費明儀出生那年的九月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瀋陽、長春、吉林等東三省城市；翌年一月爆發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六歲那年（一九三七年）爆發了「七七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政局日趨緊張，北平、天津相繼陷日，十一月上海亦被攻佔，十二月更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可以說，她的出生、童年和少年的成長期，正是中國處於對日抗戰，國共內爭，內憂外患，戰火不絕，國勢積弱的國難歲月中。
為此，她自幼年便感受到戰爭帶來的恐怖，和那股國家陷於危難中的壓力。在這段八年抗戰歲月，她成長過程中最困難和黑暗的日子中，她與祖母和父親建立了極深的感情。
她後來回憶當年和父親的關係這樣說：「我和爸爸，是父女，是朋友，也是師生。和爸爸特別容易溝通，他經常對我傾訴心事，發泄苦悶和無奈的感情。爸爸很不快樂，事業不穩定，家中又多困擾，還有國家民族面對日本的侵略，為無數同胞慘遭殺害而痛心，很多事情對外不便講，不管我是否明白，都成為爸爸訴說心事的對象。」
費穆熟讀中國古詩詞和愛好傳統戲曲，抗戰時期在上海創作及導演話劇，對西洋音樂也頗有心得，鼓勵年幼的費明儀學音樂。祖母病逝那年，費明儀十四歲，父親更安排她離開上海到南京音樂院唸音樂，亦好讓她學習獨立生活。在費明儀眼中，父親生活在動盪的年代，政治很尖銳化的時期，他的經歷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縮影，面對很大衝擊，活在苦、悶中，長年憂心何去何從，仍是小孩子但卻極為敏感的費明儀，感受到大時代的壓力，亦看見兩代人在思想、性格和處事做人作風上的大轉變，祖母和父親便成為她成長過程中的偶像和方向舵，為此，祖母辭世和父親突然病逝為她帶來極大的打擊，兩次都讓她一度想到要自殺，結束生命。
獨立思考開展文化交流
費穆一九五一年在香港病逝後，費明儀一直住在二叔費彝民家中，直到出嫁前。後來她回憶這段日子曾說：「這段日子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啟發，讓我認識到一個人只講自我是不夠的，讓我認識到一個人在世界上的生存價值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在初步認識目標後，便能幫助我認識到發展的路向。」
「每個人的成長都有不同的過程，祖父、祖母、父親、二叔彝民都對我的成長有很大影響。爸爸啟發了我，讓我的人生定下了方向，幫助我朝這個方向走的是二叔，二叔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個人。在他的引導和幫助下，讓我認識到香港這個社會，培養出社會的意識，和民族的意識。民族意識不是指左或右的問題，一個人對社會、國家、民族總應該有他個人的觀點。有些人只管唱歌便唱歌，彈琴便只管彈琴，演戲便只管演戲。但我始終覺得，我有一個使命。我為何要研究中國歌曲、聲樂？要寫很多關於中國音樂的東西？要研究很多和現代中國音樂有關的事情呢？這都可說是一種民族意識下的決定，可說是受了二叔的影響……他讓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更加清楚，這是成長過程中不能缺少的。同時，二叔還帶我接觸到更闊的社會生活圈子，因為他是一個新聞記者，以新聞記者的觸覺來了解這個社會，了解眼前的各種各樣的情況，包括政治，包括很多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中相信最重要的便是「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見解」，為此，她每星期去趙世光教會做主日崇拜，隨歌唱老師趙梅伯去教會的詩班唱聖詩；後來費明儀決定和許樂群結婚，嫁入基督教家庭；瞞着二叔到美國登台，打破「禁忌」到台灣唱中國民歌，從而開始建立她日後在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上的事業，都可說全是她「獨立思考」後的抉擇。
九七回歸組織千人合唱
不過，費明儀當年選擇到法國留學，那是和費穆及費彝民都在天津法文高等學堂畢業的「法文傳統」有關，兩兄弟的法文都非常好。同時，她的老師趙梅伯也是從以「法文」為第一語言的比利時留學回來，選擇去法國是自然之事了。
費彝民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全國記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直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三○年開始在《大公報》歷任編輯部記者、經濟課主任、總稽核、上海分館社評委員。一九四五年曾應邀赴台北參加日本投降儀式，並發表長篇報告。一九四八年《大公報》在香港復刊，被任命為經理，五二年起任社長，此後一直在《大公報》工作。
二叔費彝民此一背景，對費明儀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內地開放後的內地、香港、台灣三地文化交流活動無疑有很大幫助，但那仍需要有很強大的動力，和敏銳的智慧才能將構想變成事實。費明儀能在兩岸三地的交流活動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在香港回歸前後，對兩地在文化事務上，社會活動上做出成績，主要的動力便來自她於香港生活超過六十年心中常懷的家國情、民族情。
內地政策穩定後，舉辦交流活動容易得多，但費明儀指出：「交流不是熱鬧的聚會，而是彼此的適應時刻，應主動了解內地的文化，同時亦讓我們被他們了解，告訴他們我們的真實感覺，讓他們了解我們的心態。這才是交流的重心。」為此，當年在香港回歸活動上，費明儀投入了大量精力時間，以求能在內地與香港的了解融合上發揮作用。當年她既是香港港事顧問，又是推委代表。回歸前她是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是鄔維庸、何志平，移交過程的慶典演出活動涉及大量工作，既有回歸專場音樂會，又有慶典的音樂表演，紅磡千人大合唱，徵集回歸作品等眾多活動。
當年在北京舉辦的內地與香港「九七香港回歸音樂作品徵集」大型活動，費明儀是聲樂作品評委會唯一的香港評判。同時，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及七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兩場「新世界的旋律」，參與大合唱演出的二、三十個合唱團，人數多達六、七百人，除香港的葉詠詩，還有內地的陳佐湟、嚴良堃、陳夑陽，聲樂合唱的排練和整個演出，以及七月一日回歸當晚在「紅館」演出的九百人大合唱，均全由費明儀擔起統籌重責。這些回歸活動的工作，自一九九六年初開始，讓她忙了一年多。
香港回歸是大事，對費明儀來說，更是抒發家國情、民族情的歷史時刻。她說：「我有機會成為歷史見證的一分子，在回歸之夜，但見英國國旗慢慢降下、中國國旗升起，真的是很感動。香港回歸是自然不過的事，香港是我們自己的地方，是毫無疑問的，回歸難免會有不少轉變，但我認為這些轉變是可以接受的。香港回歸，亦是事在必行的事，這裏數十年來是自己的家，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會離開香港，在這裏我在音樂上灑下不少種子，這裏有自己很多的足跡。香港回歸後，有更多事情可做……」
在回歸後的近二十年來，費明儀儘管經歷過死蔭幽谷，在醫院療治一年半，近年健康還不時反覆，但她一直堅持為香港、為祖國的文化工作、藝術工作多做實事，直到在迎接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來臨的時刻，由於心肌梗塞辭世，然而她的家國情、民族情並未有隨她的離世而消失，仍然依附着她豐盛的人生故事感染着無數人！
（下篇，上篇刊於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