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生中總會碰到幾個好的老師，也說不定會碰上幾個不好的老師。不好的老師都是相似的，好的老師各有各的好。
小學四年級，班上來了一個新的語文老師，姓陳，名孔金。他是復員軍人，原先在部隊文工團吹奏單簧管。一張紅撲撲的臉，中短身材，因為不是本地人，通常說普通話，在我們學校，是一個很另類的老師。
我們那時都土得掉渣，哪裏知道什麼單簧管，陳老師在學校早操時，就吹奏他的單簧管，為我們的做操伴奏。那是一支黑膠管為主體的樂器，黑管上打了好多孔洞，用一些金屬的按鈕操作，有的孔洞按住，有的放開，黑管就發出不同的聲音，組成不同旋律。
那支單簧管可以分解成三節，收藏在一個很精緻的黑盒子裏，用的時候旋上，陳老師含住簧片那頭，用舌頭舔舔它，可以吹出悅耳的樂音。
陳老師教語文，按部就班，講課時雜以很多手勢，課餘很熱衷地在同學中傳播他的音樂常識。他挑選了幾個同學，教我們看簡譜，教我們吹笛子、拉二胡。那年頭大家經濟條件都不好，笛子最便宜，又最容易學，因此我們班上至少有十個八個同學都學會吹笛子。
後來學校早操時，上台伴奏的就不只是陳老師的單簧管，還有幾個勉強叫做會吹笛子的同學。學校當局的寬容，激勵了這些孩子的上進心，他們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們多了一種本事，可以和老師平起平坐，可以憑自己小小的本事，去幫助其他人。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家鄉各處也建起小高爐大煉鋼鐵，傍晚我們集合出發，沿街行進，每人手上一支笛子，整齊地吹出一些雄赳赳氣昂昂的旋律。街道兩旁的人家，都有人探頭出來看我們這支奇怪的隊伍，一些十來歲的孩子，興致勃勃用稚拙的技巧演奏雄壯的歌曲，在風起雲湧的年代，宣泄少年的激情。
後來我們走到煉鐵工地，那裏小高爐高高低低，爐裏火光熊熊，工地上的人各自埋頭一本正經地為「超英趕美」盡力，我們站在一旁，用手上的笛子為他們吹奏鼓勁。空地上晚風掠過，鼻端有燒柴的焦味，笛音在空曠的山坡上被風一吹，霎時散於無形，但我們那時都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
陳老師應該是「文革」前結婚的，他的妻子身材修長，容貌端莊，是好人家的女兒，可惜的是，她父親在解放初期被當作反革命鎮壓了。按理，一個復員軍人，是不應該與「鎮壓家屬」結婚的，陳老師為自己喜歡的女子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因此他在我心目中，更是一個非一般的老師。
陳老師如何教我語文，都沒有印象了，但我的音樂感覺，毫無疑問是他開啟出來的，因為他，我一輩子從各種音樂中得益良多。在很多孤獨、陰暗、幾近絕望的日子裏，音樂讓我得嘗人生的美意，讓我紓緩內心的焦慮，保持對未來的信心。
小學六年級時，班上來了另一位老師，也是教語文，也姓陳。陳啟漢老師天生駝背，前胸鼓起，後背隆然，因為駝背，他個子顯得很小，手顯得很長，不知是不是為平衡身體，他走起路來有一點八字腳。他整張臉三尖八角，鼻子是尖的，下巴也是尖的，兩個小眼睛精光閃閃，是他臉上最生動的部位。
一個駝背的老師，在同學間不免成為笑料，但陳老師永遠坦然。他上課很生動，喜歡用特別的比喻來說事情，那些比喻用閩南話說出來，更有一種帶泥土味的促狹，因為這一點頗得同學歡心，他慢慢地得到我們認同。
後來我們知道，陳老師是鎮上文藝表演的活躍分子，有時他在上課時，會忍不住在教室裏走台步，或一時興起，就扭起秧歌來。這種活潑的課室風氣，又使得我們的語文課，充滿生活氣息和過癮的心情。
按理，一個天生殘障的人，內心難免對人世有種種抱怨，他從小會受人欺侮，不容易交到知心朋友，他會有嚴重的自卑感，習慣遠離人群，用陰暗委屈的心情去看待人生。但陳老師永遠不缺笑容，不缺對平凡生活的熱情，教書之外，聽說他每晚都在鎮上的表演團體裏排練，然後有一天，我終於看見他登台。他飾演一個花花公子，在台上大耍功架，模仿喝醉了酒顛躓的腳步，大搖大擺腆起假裝的大肚皮，他的表演惹得觀眾席上此起彼伏的掌聲。
陳啟漢老師如何教我語文，我也都忘記了，但我記得他那種樂天開朗的性格，那種對厄運臨頭泰然自在的沉着。對於人間苦難，他有豁達的心胸去承受，對於藝術，他用全身心去擁抱。
那時我們多幼稚啊，我們的心智與人格都在朦朧狀態中，我們都在找人生的路標，悄悄從我們敬仰的人身上，去追慕那些讓人警醒、讓人欽羨的品格。兩位陳老師無疑塑造了我部分的人格，那比起課堂上的知識傳播，對我的一生影響更深遠。
高中時我的語文老師也姓陳，名文淡，他真是一個很淡很淡的人，淡到我們有時都不覺他的存在。
陳文淡老師也是外地人，也講普通話，花白頭髮，一張灰撲撲的臉。臉上長年有謙厚的微笑，小小眼睛裏潛藏一種不自在的膽怯，即使與我們打交道，他也總是有點擔驚受怕的表情。
陳老師教語文，有事則長，無事則短，他做班主任，也是奉行放任政策，有事稟過，無事退朝。那時我們每周有兩次作文課，每次兩節，陳老師的政策是：一次作文由他命題，由他批閱；另一次作文由同學自由命題，由同學小組批閱。這樣的政策大大開發了同學寫作的自覺性，讓我們感覺作文不是寫給老師看的，是寫給同學看的，是寫給自己看的。
每個班級都有兩塊大黑板，前面的黑板給老師板書，後面的黑板讓同學辦黑板報，我們自己便辦了一份報紙，每月更新，宣傳股約稿，大家商議排版，書法基礎好的抄寫。有一段時間，為了吸引同學目光，我們模仿五四年代《新青年》上錢玄同和劉半農「唱雙簧」的伎倆，捉一個話題，搬兩個觀點打筆仗，搞了幾期「百家爭鳴」，陳老師來看我們的爭論，手摸着下巴，眼裏有笑意，看完了揚長而去，不給一句評語。
平地一聲雷，「文革」來了。我們忙着造反，早已忘記有個陳老師存在。因為為人低調，陳老師是極少數沒有大字報的老師，但有時在路上遇見他，他總是有點惶惶然，眼神閃縮，挨着牆邊走，好像和我們打個招呼都有惡果。運動轟轟烈烈，誰也顧不上他，突然有一天，晴天霹靂，有同學跑來報信，說陳老師跳井自殺了。我們都往教師宿舍跑去，工作組在路口用繩子攔着，我們擠在旁邊，看遠遠的水井那邊有人在打撈。
後來陳老師給抬出來了，身體深陷在一個裝水果的木箱子裏，他的脖子扭曲成一個不可能的角度，頭髮披散下來蓋着半張臉，箱子太小，兩隻腳垂在箱子外面，一隻腳上的鞋掉了，腳板蒼白瘦削，另一隻腳上還套着一隻破舊的皮鞋，鞋跟磨損得歪了一邊。箱子抬過，紅磚地上留下一溜水跡，不知為什麼，看上去像血。
後來工作組派人往水井裏撒了很多石灰，據說是消毒，我心想，你們有誰比他更乾淨呢！
其實陳老師並沒有犯下什麼滔天罪行，他只不過曾經在大學裏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做過一個小小的負責人。他只是膽子小，永遠覺得自己有罪，永遠覺得自己有說不清楚的黑暗歷史，他被自己的歷史壓垮了，被泛政治的社會生活逼上絕路。
人說「陳林半天下」，我生命中居然有三個陳老師，他們教我語文，但更教我做人。如果我不做編輯，最想做的也是老師，一個好老師，塑造了眾多學生的人格，他們是傳道人，是提燈者，是像父親一樣的，有血脈在我身體裏流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