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法國偉人的安息之地──先賢祠\網上圖片

　　到巴黎旅遊，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高聳入雲的艾菲爾鐵塔，不是威武宏偉的凱旋門，不是美輪美奐的羅浮宮，也不是故事多多的巴黎聖母院，而是看着不太起眼但卻異常重要的先賢祠。

　　從巴黎盧森堡地鐵站出來，到蘇弗洛街向東走不遠，就是法國偉人的安息之地──先賢祠。正門處為希臘式多排圓柱的通廊，柱廊上的三角楣上鐫刻有這樣的醒目文字：「祖國感謝偉人」。進入大廳，四壁上掛着一些巨幅的繪畫和浮雕作品，底層是安放偉人遺體的墓室。

　　一七九一年四月四日，法國制憲會議通過決議，將聖女潔娜維耶芙教堂改名為先賢祠。就在同日，著名演說家米拉波成為安葬進先賢祠第一人。現在裏面安葬着七十位對法國作出非凡貢獻的偉人，有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作家、藝術家等。

　　其中，伏爾泰和盧梭葬在最顯要的位置，並且分別擁有一個墓室。伏爾泰的棺木上寫着：「他拓展了人類的精神，他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盧梭的棺木上寫着：「自然與真理之人」。

　　作家雨果的入選，固然是因其文學成就，更是因其精神高度。雨果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同時也是兼濟天下的社會活動家。他曾憤怒譴責英法聯軍對中國圓明園的暴行；公開抵制拿破侖的政變；堅決反對反動政府瘋狂鎮壓巴黎公社社員的獸行，呼籲赦免全部公社社員，並在報紙上宣布將自己的住宅提供給流亡的社員作避難所。為此，他的家遭到暴徒的襲擊，自己也險些喪命，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固守自己的精神高地。一八八五年，雨果逝世。法國人民為這位偉大作家舉行了國葬，將其遺體安葬在先賢祠。

　　還有作家左拉，其文學成就與名聲遠不如未能進入先賢祠的巴爾扎克和莫泊桑。他之所以能進入先賢祠，很重要一個原因是，當年猶太籍軍官德雷弗斯被誣陷坐牢，明知他是無辜的，大家卻都裝聾作啞，只有左拉挺身而出，發表着名的《我抗議》檄文，為素不相識的德雷弗斯公開辯護。雖然他因此付出了被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罰金的代價，卻贏得了全法國人民的尊重。他去世後，舉行國葬，並將其安葬在先賢祠。

　　可見，法國人不僅看重偉人的藝術成就，更看重他對國家和民族的思想貢獻。所以，這裏所安放的偉人們，不只是藝術殿堂的棟樑，還必須是撐起民族精神大廈的巨柱。所以，這裏沒有巴爾扎克、斯丹達爾、莫泊桑和繆塞的位置；也找不到莫奈和德彪西的蹤影，儘管他們也都是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但在思想和精神貢獻上略遜一籌。

　　我不由突發奇想，假如我們也建一座先賢祠──早就該建了，也參照法國人設定的進入標準來篩選，古往今來那些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們誰有資格進入呢？

　　依我管見，楚辭大師「屈宋」二人裏，屈原肯定入選，而宋玉卻進不去，儘管他文辭優美，人物出眾；「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遷毫無爭議，司馬相如則有點「懸」，雖然他有「賦聖」的高帽；魯迅與梁實秋，前者不僅能進而且位置還會很突出，後者很難進去，當然不是因為「落水狗」那件事；胡適與林語堂，雖都是文化大師，但胡適入選沒問題，林語堂還差點火候，雖然他自詡「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還有被譽為「中國思想啟蒙之父」的黃宗羲，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幟的陳寅恪，都應在先賢祠有自己的位置。這些入選者皆長於思想精神方面的建樹，無論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還是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抑或魯迅的「我以我血薦軒轅」，胡適提倡的容忍與自由主義等，都彌足珍貴，是對民族的重要思想貢獻。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曾說，中國沒啥可怕的，因為今天的中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畢竟，英國產生過洛克、培根、牛頓、達爾文、羅素這樣世界級思想家，就連伏爾泰都說過：「我所仰慕英國的有四樣東西：自由、財產權、牛頓和洛克。」鐵娘子這話或許有些「傲慢與偏見」，但也不無道理，我們不妨姑妄聽之，擇善而從，下大工夫補補這個「短板」，努力培養我們的思想家，建起我們的「先賢祠」，讓更多先進的中國思想觀念走向世界，影響歷史，照亮人們的靈魂，在世界思想文化寶庫裏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