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孫中山與宋慶齡，視察廣州北郊石井兵工廠
一九二三年一月，宋慶齡陪同孫中山，與蘇俄政府使節越飛，在上海進行為期一周會談。
孫中山開始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何 雁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Adloph Abramovich Joffe），蓄黑鬍子、戴眼鏡，身體瘦弱而才思敏捷。
孫中山與越飛談話，以及此前五個月之間通信，用的都是英文，無疑由機要秘書宋慶齡經辦。
一月二十六日，雙方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這份用辭謹慎沉穩的文件，開始以後幾年越來越密切合作。這不僅是兩個政黨之間的合作，還有孫中山廣州政府與蘇聯政府之間的合作。
聯合宣言謹慎沉穩
宣言第一點是關於中國革命現階段任務。「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的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第二點是應孫中山要求，越飛重申蘇俄於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北京政府照會中列舉原則，並「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第三點，建議將來舉行中俄會議解決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孫博士以為可做出一些臨時性安排。
第四點，即最後一點，是關於外蒙古。越飛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為嚴重之局面。」
會談結束時，越飛說他將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處溫泉療養。孫中山也派親密助手廖仲愷以「療養」為名，到日本熱海與越飛繼續會談，以便把許多具體事項確定下來。
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越飛從北京派來代表，並接受他轉交的越飛於八月二十二日信函。八月二十七日孫中山覆信，由此開始通信往來。
信件開頭說：「您本月二十二日一封十分令人感興趣的來函已經收到。貴國政府派閣下這樣一位享有盛譽的政治家來我國，我表示非常高興。」下面主要談論越飛來信中所提問題。
一個問題是，越飛想與北洋軍閥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對此，孫中山直言不諱地說：「我必須告訴您，北京政府完全沒有骨氣，十分軟弱無力，因此說現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強的代理人，也並不過分……眾所周知，某些列強不願在他們自己能夠將經濟投降條件強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國同俄國達成協議，同時，它們也不歡迎在我們之間出現任何達成協議的前景，因為這種前景顯然會使中國擺脫它們的政治經濟控制。只有把中國的重要利益置於各個列強利益之上的中國政府，才能使這兩個國家相互完全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勸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個雙方有不同意見的問題，是對東北軍閥張作霖的態度，孫中山正在尋求與張作霖結盟。《孫文─越飛宣言》中，孫中山建議蘇聯與張作霖商談鐵路問題，原因也在於此。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在另一封信中的結論是：「除了採取革命措施去掃除現存的整個腐朽制度以外，決不會發生真正的變化。」
孫中山說：「我開始認識到以廣州為根據地的弱點，因為它處於英國影響及海上力量支配之下……在過去幾個月間，我已在着手創造一種能使我請您的政府用一種實際方式進行合作的局勢。」這個計劃的基礎是，在中國西部與西北部採取行動。比如，孫中山追隨者于右任，在陝西多年來領導群眾性反軍閥運動。
西方列強在華勢力支持的中國軍閥，當時的代表是吳佩孚。孫中山在這封信裏指出，如果他進攻北京計劃付諸實施，「我的真正敵人肯定是吳佩孚……英國甚至現在就躲在吳佩孚與陳炯明『聯盟』幕後，在福建『消滅』我的軍隊。吳佩孚正在這樣幹，儘管他保證善意對我。」
孫中山論辯說，一旦集結起力量以擊敗吳佩孚，張作霖不會成為絆腳石。張作霖作為中國人，不會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後來，在蘇聯援助下進行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北伐戰爭，體現了孫中山的許多設想，儘管那時他本人已經過世。
孫中山與李大釗交誼
幾個月之前，也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書齋裏，宋慶齡聆聽了另一次開創歷史的談話，即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之間的談話。
李大釗是北方農家子弟，體格魁梧結實，說話深思熟慮並極富啟發性。在俄國革命影響下，他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也是五四運動的啟發者與領頭人。
李大釗與孫中山，討論了國民黨如何與共產黨合作的問題。李大釗比孫中山年輕二十多歲，但很快贏得孫中山敬重。宋慶齡後來回憶，孫中山與李大釗談話，常常一直談到吃飯時候，就臨時留他在家便飯，飯後又繼續談很長時間。
在孫中山書房裏，李大釗成為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此後，許多共產黨人來會晤孫中山與國民黨其他重要人物，有時來的人多了，屋子裏容納不下，他們就到屋前草坪上談話。
宋慶齡想更多了解馬克思主義，曾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請他寄一本布哈林（Bukharin）《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英文版。李大釗選寄了一本。
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再度離滬赴穗。宋慶齡約在三個月後才去。軍閥陳炯明曾逐出孫中山，現在輪到他被華南其他省份的將軍們驅逐了。陳炯明需要借孫中山聲望為自己鍍金，所以特地請孫中山回來，毫不吝惜地奉上「大元帥」稱號。
孫中山到廣州不久，就號召解散所有「編餘軍隊」（化兵為工）、禁賭、整頓官員作風。接着，他組成一九一七年以來在廣州成立的第三個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這引來了幾起軍事政變圖謀，原來請孫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現在又來反對他，都被孫中山用各種辦法，比如在敵對派系間搞平衡、勸說、運用策略，壓服或平息下去了。對於學生要求進步的遊行示威，孫中山不但不制止，還加以鼓勵。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至二十日，中共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投票通過共產國際早在一月間提出、在中國實行「各民主階級聯合」方針。大會通過決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與組織上的獨立性。
宋慶齡後來回憶：「在一九二四年，當國共合作問題正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說的『墮落』是什麼意思？他指的是，國民黨員缺乏革命精神、士氣與勇氣，大家忘記了建立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革命，因此產生了個人利益開始支配黨員行動這種不幸後果。對於他周圍所見的一切感到厭惡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裏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
五月初，宋慶齡到達廣州。幾天後，孫中山與宋慶齡去城內各醫院慰問傷兵，這些傷兵是在附近各縣各派部隊之間衝突中受傷。他們還一起到英德前線視察，以鼓舞士氣，確保廣州北邊門戶。十月，他們視察廣州飛機製造廠後，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門要塞。
關於蘇聯提供援助的探索性會談已在進行。八月中旬，「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莫斯科，這個代表團以蔣介石為首，成員包括共產黨人張太雷。
一九二三年十月，孫中山向北京李大釗發去一個密訊，請他來參加一個改組國民黨的委員會。經孫中山同意，中共的領導機關與機關報《向導》周刊，從上海遷到廣州。
鮑羅廷任國民黨顧問
應孫中山邀請，列寧（Lenin）派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任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十月到達廣州，立即幫助國民黨重新改組，使之成為民族與社會革命者團體。鮑羅廷當時三十九歲，身材魁梧，臉盤寬大，審慎而又善交際，好開玩笑。他招人喜歡，而且給人以深刻印象。
孫中山信任鮑羅廷。宋慶齡常去鮑羅廷家，覺得與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鮑氏夫婦用她能夠理解的詞彙，向她介紹俄國及國際革命運動理論與實踐，大大擴大了她的視野。
鮑羅廷妻子法尼婭（Fanny）在回憶錄中談到：「到廣州以後不久，我就認識了孫中山與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慶齡，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孫中山給我留下不可磨滅印象。他善良的面龐、睿智的雙目、全神貫注、強烈的事業心——這一切都表露他非凡人格。
「孫中山與鮑羅廷都精通英語，所以他們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譯。這一點，極有利於他們的直接交往與友好接觸。孫中山有一次竟就此開了一個玩笑，他對鮑羅廷說，殖民主義者使中國蒙受巨大災難，可是他們的語言倒成了向中國同志傳授革命經驗挺不錯的工具。
「孫中山經常一連幾個小時與鮑羅廷談話，詳細詢問俄國革命發展中某些階段的情況、俄共歷史、一九○五年革命失敗原因、凱歌高奏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的情況等。他對列寧生活細節也很感興趣，例如列寧僑居國外時怎樣工作、怎樣培養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種學科與學習外語、如何出版編輯《火星報》等許多情況。」
法尼婭在回憶錄開頭寫道，鮑羅廷告訴她，孫中山「熱情地迎接他，長時間地詢問列寧情況，不僅以一個革命的身份，而且以醫生口脗關注伊里奇的健康。孫中山稱列寧為中國最好朋友。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對我們家人與各蘇聯顧問也很真誠、友好，她積極參與丈夫的政治工作。我們與她談話也不用翻譯，因為她的英文極好。宋慶齡向我講述關於中國婦女的許多有趣情況，介紹我認識社會各階層一大批婦女代表……
「孫中山與鮑羅廷的交誼與共同工作，一直持續到這位偉大中國革命者生命最後時刻。當孫中山因胃癌與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際，宋慶齡與鮑羅廷一直守護病榻旁，孫中山把遺囑與致蘇聯遺書交給了鮑羅廷。」
廣東這一南方革命根據地，農會紛紛成立，成為一股新力量。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設在廣州，由共產黨人林伯渠任部長。在廣州，還開辦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員都是共產黨人。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講習所第一屆畢業典禮上，孫中山講了話：「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大家到鄉村去宣傳……先要講農民本體有什麼利益，國家有什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什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口號時，他說，中國「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
宋慶齡後來回憶說：「一九二四年七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着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着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裏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農會發展很快，為以後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勝利前進掃清道路。
一九二四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在廖仲愷主持的一個盛大工人集會上，孫中山發表演講，號召工會與其他勞動組織集中力量，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他指出，如果沒有民族獨立，那麼中國、中國勞工大眾都不能前進。
這年七月間，廣州工人舉行罷工，抗議關於中國人出入沙面島英法租界均須攜帶執照規定，使沙面租界癱瘓五周之久。罷工以取消這項無理規定而結束。
同年晚些時候，工人們以罷工鬥爭，協助平定「商團」叛亂。商團頭子陳廉伯是英國滙豐銀行廣州支行買辦，得到香港支持並勾結盤踞廣東東部的陳炯明與北洋軍閥，反對革命政府。十月間，由於陳廉伯利用外輪偷運大批軍火被截獲，商團發動武裝叛亂，終被鎮壓。
（「孫中山與宋慶齡」系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