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廣州蒙難一周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前排右五、右六）與永豐艦官兵合影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一九一八年夏，孫中山給列寧（Lenin）發去一封英文電報，無疑是經宋慶齡做了文字加工。電報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奮鬥，表示極大敬意；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何雁
這年八月，孫中山夫婦遷往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二十九號。這座房子由孫中山加拿大籍華裔副官黃惠龍募集資金購得，是孫中山夫婦唯一一座自己的住宅。
孫中山衛士兼副官馬坤（Morris Cohen）回憶，屋子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副林肯畫像掛在書房牆上，算是唯一裝飾。馬坤曾說：「許多中國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麼變化。他（孫中山）看起來像四十六歲，也像六十六歲，怎麼看都行，鬍鬚可能白了一點……但眼睛裏依然閃着友善的光，而且身材還是老樣子，既沒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別瘦。」
目光轉向蘇俄
馬坤在上海第一次見到孫夫人，她的美貌使他大吃一驚。「我見了她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像個孩子那樣，紅着臉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馬坤很快發現，她是孫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員」，「不管發生什麼事」，總是使孫中山「高興和愉快」，每晚都與孫中山坐在一起看書聊天。
工休時打門球，「工作人員都同他們在一起玩」。有時，孫中山隨意把球打出去，宋慶齡又笑又喊，說他只想贏球，什麼招兒都使出來了。孫中山另一位英文秘書李祿超回憶說，宋慶齡曾喊道：「小心這個布爾什維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按照美國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條件及「民族自決」口號，中國有權收回德國在山東省一切殖民權利。但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幾個主要戰勝國分贓結果，根據原有秘密協議，德國這些權利不是歸還中國，而是交給日本。這樣，中國雖然參加了協約國，到頭來卻不是戰勝國之一，而是失敗國之一。
這是一次深刻教訓：一個國家如果主權不完整，沒有全民整體力量加以保衛，不可避免為某一列強所宰割。這不僅證明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正確，也使孫中山把尋找盟友的目光轉向蘇俄。
當日本收買的北洋政府將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從而使日本在山東攫奪「生效」時，「五．四」運動爆發了。北京與其他城市學生先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迅速擴大到社會其他階層，規模之大為前所未有。工人舉行抗議罷工，作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反帝運動與反對中國舊統治勢力的運動，以洶湧澎湃之勢匯合在一起。
在北京，政府中幾名親日派部長被罷免；在巴黎，北洋政府代表懾於國內外群眾壓力，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一封在孫中山提示下寫的信中可以看出，孫中山不僅肯定這場運動的偉大意義，並開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個人，也要靠愛國學生一起來「喚醒國魂」。
一位積極分子許德珩在文章中回憶道：「那是一九一八年的暑假，為成立全國學生統一的愛國組織—學生救國會，我和另一位同學作為北京學生救國會的代表，南下活動……我們去莫利哀路會見了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們談話時，客廳的一隅，坐着宋慶齡同志在打字。……一九一九年八月，我和參加全國學聯工作的幾位同學，再一次拜會了中山先生。這次訪問，我們與中山先生就國家大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宋慶齡同志仍然坐在那裏打字……她並沒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參加我們的討論，這種穩重謙虛的風度，令人敬佩……」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紀念日，孫中山再次改組他的黨，名為「中國國民黨」。十月十八日，他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題為《救國之急務》演講指出：「吾人欲救民國，所可採者唯有兩途：其一，則為維持現狀，即恢復合法國會，以維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則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闡述「重行革命」時，孫中山強調辛亥革命「雖革去滿洲皇統，而尚留陳腐之官僚系統未予掃除」，所以現在要把竊據國家最高權力的「官僚、軍閥、陰謀政客」驅除殆盡，才能使人民真正成為「民國之主人」。
第二次護法運動
一九二○年十一月，孫中山偕慶齡及一些政界老友，再度乘軍艦離滬返粵。陳炯明早在一九○九年就加入同盟會，此時，他的部隊駐在福建。孫中山通過助手朱執信勸他回師廣東，為重振護法運動開闢一個牢固基地。
孫中山第二次廣州政府時期，繁忙又多事。國會重新召開，建立的政府不再稱軍政府，而是宣布為民國合法政府。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與宋慶齡一起檢閱十萬廣州市民遊行，隨後又親自參加。晚間，他們一起觀賞燈會。
六月間，孫中山決心要打倒桂系軍閥陸榮廷勢力，廣東與廣西兩省之間爆發戰事。孫中山軍隊迅速攻佔廣西梧州，向桂林挺進。在廣州，宋慶齡發動婦女，組織一個「出征軍人慰勞會」，支援前線，何香凝擔任總幹事。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孫中山移駐桂林，設大本營，準備揮師北伐。宋慶齡隨同行動，負責紅十字會救護傷兵工作。據孫中山侍衛長馬湘回憶，宋慶齡有事回穗一行，她回來時，孫中山去接她，他們乘船遊覽灕江，觀賞兩岸秀麗景色。
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開始，孫中山與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遠東代表、荷蘭共產黨員馬林（Maring），在桂林舉行為期五天的歷史性會談，宋慶齡也參加了。
馬林提出兩點建議，為孫中山所接受。第一點，是國民黨改組為一個聯盟性質政黨，能夠團結一切社會階層，特別是工農進步力量。第二點，是建立一支由革命黨領導的新軍；創辦軍官學校，在政治與軍事上為這支新軍培養軍官。革命不再依靠任何軍閥。
會談後不久，孫中山在桂林發表一篇演講中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關於革命綱領，他正在走向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改造了上世紀初提出的舊三民主義。
首先，民族主義有了新的鋒芒，即反對帝國主義，正如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在一次談話中所說：「俄國革命成功……為中國樹立了一國如何擺脫外國侵略與不公正枷鎖的榜樣。」
民權主義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範。民生主義是社會─經濟綱領，孫中山對列寧在內戰時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之後，採用「新經濟政策」特別感興趣。孫中山看到民族不幸與社會不幸相互聯結，除非兩者都被消除，否則要想消除其中一種，都不可能。
宋慶齡在一篇記述孫中山的文章中說：「據馬湘……回憶，一九一六年在上海時，有一次，我跟隨先生步行至愚園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對我說，『你看！愚園路這一帶地方，以前都是墳墓，現在都是華麗的洋房了。這些洋房都是我國軍閥建築的。他們割據地方，橫徵暴斂，開煙開賭，無惡不作，吸盡民脂民膏，來到這裏蓋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農民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樣，中國還能不亡國？所以我們非打倒軍閥不可。』」
「一九二一年十月，孫中山到廣西南寧視察時，曾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講話。他對聽眾說，『革命就是要使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都過好生活……你們是主人，省長是僕人。僕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滿意，才是一個好省長、一個好僕人。馬（君武）省長現在首先要把陸榮廷、譚浩明等（本省軍閥）存在上海外國銀行的現款設法取回，連同他們在省內的產業一齊拿出來分給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
孫中山計劃利用各系軍閥爭奪全國控制權時，以廣東為基地興師北伐。由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卻另有打算。他想把這個富庶省份的統治權據為己有，提出「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口號，籠絡本省人心。
陳炯明暗中與香港英國當局，以及英美支持的直系軍閥吳佩孚保持接觸。吳佩孚是當時勢力最大軍閥，也是孫中山北伐主要目標。到一九二一年底，陳炯明停止對北伐軍的供應。接着，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孫中山任命為陳炯明參謀長的鄧鏗，在廣州火車站遇刺，兩天後傷重不治。
陳炯明叛變事件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公然叛變。宋慶齡在事件之後不久，用英文寫過一篇記述。她說，孫中山與她正在廣東韶關（原為曲江縣）北伐前線總指揮部時，陳炯明率軍潛入省城廣州，縱部肆意搶掠，並斷絕交通。孫中山察覺形勢危急，即偕宋慶齡回穗。
她寫道：「我們到了廣州以後，中山先生即令陸軍退回原防，陳雖屢次答應，卻不見兵隊開調。這時，陳在名義上是退隱惠州。口口聲聲，仍是服從政府，與我們也時常往來。……陳素來的地位軍力，皆由我黨所畀與，且與我黨提攜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懷疑他有異志。
「此時城中聽陳指揮之部隊達二萬五千名，而我黨大軍皆開赴前敵，留駐後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時，我正在酣夢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並催促起整裝同他逃出。他剛得一電話，謂陳軍將來攻本宅，須即刻逃入戰艦，由艦上可以指揮，剿平叛變。我求他先走，因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覺得個人不致有何危險。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衛隊全數留守府中，然後隻身逃出。」
危急時刻，宋慶齡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當時，宋慶齡正懷有身孕，這是她結婚七年來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妊娠。脫險過程中，她因過度緊張勞累而流產。
宋慶齡接着寫道：「他走了半小時以後，大約早晨二時半，忽有槍聲四起，向本宅射擊，我們所住的是前龍濟光所築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條橋樑式的過道，長一里許，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經過，直通觀音山總統府。叛軍佔據山上，由高臨下，左右夾擊，向我們住宅射發，喊着『打死孫文！打死孫文！』我們的小衛隊暫不反擊，因為四周漆黑……
「黎明時，衛隊開始用來復槍及機關槍與敵人對射。敵方卻瞄準野炮向宅中射來，有一炮彈擊毀我們澡房。衛隊傷亡已有三分之─……到了八點，我們的軍火幾乎用完……隊長勸我下山，為唯一安全之計。其餘衛兵，也勸我逃出，而且答應要留在後方防止敵人追擊……聽說這五十名衛兵竟無一人幸免於難。
「同我走的有兩位衛兵與姚觀順副官長，手裏帶着一點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橋樑式過道爬行。這條過道，正有槍火掃射……流彈有一二回正由我鬢邊經過。……到了夾板已被擊毀之處，沒有掩護，只好挺身飛奔過去……姚副官長忽然高叫一聲倒地……有一粒子彈穿過他的兩腿……兩位衛兵把他抬起走，經過似乎幾個鐘頭，我們才走完這過道而入總統府後院。半小時後，我們看見火光一閃，那條過道一段整個轟毀……這總統府四圍也是炮火……
「我們把姚副官長抬進一屋，而把他的傷痕隨便綁起來，我不敢看他劇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說：『將來總有我們勝利的一天。』」
炮火紛飛中，過了幾乎整個白天。其間，有個守中立的師長派一軍官來議條件。衛隊提出第一條是保孫夫人平安出險，那個軍官又說他不能擔保。於是，宋慶齡與衛兵們設法逃出，遇上大群闖進來搶掠的亂兵與暴民，幸虧宋慶齡「頭戴着姚副官長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雨衣，由那混亂人群裏得脫險而出。」
又逃了一大段路，宋慶齡記述：「我再也走不動了，憑兩位衛兵一人抓住一邊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過了，請他們把我槍斃。……我們跑到一座村屋，……屋中老主人要趕我們出來，因為恐怕受累。正在此時，我昏倒下去……」
叛軍士兵再次來到，開槍亂射。一個衛兵出門去看動靜，不幸中彈犧牲。「槍聲沉寂之後，我化裝為一村嫗，而剩餘一衛兵扮作販夫，離開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們才到了一位同志家中，就在這家過夜。這間屋於早間已被陳炯明軍隊搜查過，因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無力前進就此歇足。那夜通宵聞見炮聲……再後才欣然聽見戰艦開火聲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無恙了。」
宋慶齡最後寫道：「第二天，仍舊化裝為村嫗，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鐵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與衛兵才到嶺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們看見幾船滿載搶掠品及少女，被陳炯明軍隊運往他處。後來聽說，有兩位相貌與我相似婦人被捕監禁。」「那天晚上，我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別重逢。」
孫中山與宋慶齡，乘英國炮艦「摩軒」（Moorhen）號由廣州赴香港。在香港，他們換乘民用客輪「俄羅斯皇后」（Empress of Russia）號赴上海。
（「孫中山與宋慶齡」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