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奧松畫作《開羅叛變》。作者供圖

　　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這世界上雖說再無大規模戰爭爆發，衝突與小型戰事卻從未間斷。從古至今，戰爭從來都是權力的爭鬥，是真刀實槍的對壘，也成為歷代畫家筆下常見的母題。

　　那些描摹戰爭場面的畫作中，自然不乏歌頌戰場英雄的作品。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戰爭結束後，得勝的一方為令其功績廣為傳揚且澤被後人，通常邀請畫家將得勝或凱旋的場面鋪展在畫布上，以示其堅勇無敵且無堅不摧。西班牙宮廷畫家委拉斯凱茲（Diego Velázquez，一五九九─一六六〇）的《布拉達之降》（The Surrender of Breda）即是一例。

　　《布拉達之降》為紀念西班牙在「八十年戰爭」期間的一場重大勝利而作。一六二五年，西班牙軍隊在將領斯庇諾拉的率領下，攻佔荷蘭南部重鎮布拉達，在相當程度上幫助西班牙獲得與低地國家漫長消耗戰的主導權。畫作長逾三米半，寬度也超過三米，畫中人物眾多，個個身披戰甲、手攜武器，予人磅礴震撼之感。

　　委拉斯凱茲將畫作分為左、右兩部分，左邊是交出城門鑰匙的戰敗方，右邊是接受鑰匙的戰勝方。在西方繪畫中，鑰匙常常象徵權力，因此戰敗方交出的不單是一把城門鑰匙，還有榮耀與權力等。畫家不愧是西班牙宮廷畫家，將勝利的西班牙軍隊描畫成兵強馬壯、高大威猛的模樣，而將戰敗一方落寞無奈的姿態也頗為傳神地呈現出來。不單人物姿態與神情，兵器多寡與光線明暗種種，都是暗示。

　　畫家深諳反襯與對比之道，不過分炫耀戰勝一方的得意，也不將戰敗者醜化為灰頭土臉、戰戰兢兢的模樣，而是盡可能周正且得體地鋪排出百多年前戰場之景象。遠處硝煙未散，近處已見勝敗雙方握手交好，可見這位西班牙畫家並不願呈現出戰爭慘烈甚至殘暴的一面，而是更希望凸顯勝利者的光彩，以掩飾戰爭不義且暴力的本性。歐洲怎會沒有所謂「宣傳畫」呢？這幅《布拉達之降》便是絕好的例證。

　　擅長描畫戰爭的畫家，或出於自願，或不得已而為之，總不免在畫作中流露出自己的立場與取態。委拉斯凱茲身為宮廷畫家，因為本國軍隊的勝利擊鼓而歌並不出奇，法國畫家特里奧松（Girodet-Trioson，一七六七─一八二四）卻在其畫作《開羅叛變》（Revolt of Cairo）中，表達出對於戰敗者的同情。

　　法國畫家特里奧松是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學生，從老師那裏學到新古典主義的神髓。這一畫派用色莊重且構圖嚴謹，畫家們厭倦了當時流行的洛可可風格的浮誇，轉而懷念文藝復興與古典主義畫作的典雅與端莊。大衛的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多用紅與黃等暖色調，構圖平穩，不誇張不做作；而特里奧松這幅《開羅叛變》雖說在構圖上略顯混亂，卻同樣以暖色調為主，似在強調戰爭本身光榮與正義的面向。

　　這一畫作的背景是一七九八年法國軍隊攻佔開羅。在拿破侖的帶領下，法國人攻陷埃及，佔領亞歷山大港與開羅兩座埃及境內的重要城市，卻遭受兩城民眾的奮力抵抗。在《開羅叛變》中，畫家同樣將畫幅分作左、右兩部分，左邊是裝備精良、攻勢強勁的法國士兵，右邊是節節敗退、抵擋乏力的埃及人民。

　　法國畫家特里奧松在描摹本國軍隊戰無不勝的場景時，卻並未像委拉斯凱茲那樣，表現出十足歌頌誇讚的態度，而是站在盡可能中立，甚至同情弱者的立場上。初看時，畫面重心落在揮刀前衝的法國將士身上，再細看時，畫幅右側赤身裸體保衛埃及貴族的勇士才是畫家意圖描繪的關鍵人物。埃及勇士武器簡陋，面對敵人卻毫不膽怯，他們堅硬的目光與法國士兵手中的武器兩相碰撞，產生一種巨大的張力，令到整幅畫作看起來飽滿且鮮活，充滿鐵與血的抗爭。

　　同情弱者也好，歌頌勇士也罷，委拉斯凱茲與特里奧松並未將戰爭當作罪愆的源頭，而是將其視為某種遵神意旨的舉動。在下周此欄的文章中，我們將透過戈雅與納什的畫作，一窺戰事之罪惡與醜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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